我们生活在一个异常奇特的大时代。我们的影像充满了大时代的各种视觉奇观。

而小日子，这个习以为常延续了几千年的平常生活事实，如果被格外注意了，无论是否定还是强调，一般都不是好事。比如1966年，折腾的是“大革命”，万众一体，人是广场方阵的一员；比如1958年，鼓吹的是“大跃进”，砸锅献铁，人是集体食堂的一员。“过小日子”，和“一大二公”的公有化、集体化不协调，和“斗私批修”的革命化、军事化不搭调，所以成为落后、保守、目光短浅，甚至反动的代名词。

到一切尘埃落定，亿万人民才发现，那些被“大”起来的东西，多半是大人物忽悠起来的“愿景”——当然是一厢情愿的愿景。人民推动的“大时代”，没有被许诺为“主人”的老百姓做主的位置，只有“公仆”恣意妄为地在代表你拍板和花钱；人民创造的“大历史”，没有作为“动力”的普通人只言片语，只有帝王将相愿意公之于众的事迹。所以，亿万人民再次明白了一个简单的道理，什么都是浮云，只有小日子才是实实在在属于自己的。

于是，“高大全红光亮”式的光辉形象，慢慢沉淀为人与土地的朴实故事；衣食住行、吃喝拉撒、谈恋爱生娃娃，这些不登大雅之堂的世俗琐事，也悄然成为“人本”摄影的主体。通过一些杰出的前辈摄影家的镜头，我们重拾老百姓的生活事实：在朱宪民的黄河百姓身上，我们看到“中原味”很浓的乡土中国；阮义忠的台湾略带怀旧思绪，他拍摄的故人乡情成为人与土地的象征；长年在边地三四线小城游走的吴家林，镜头中的日常生活恬淡而幽默，人们随遇而安地过着自己的小日子。

被消费的小日子、慢生活

现在据说又是一个大时代，一个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大时代。

“小日子”由此又被“注意”了。注意的原因是，在大时代大城市里忙忙碌碌的人们，突然发现自己缺了最基本的东西——日常的幸福。人们怀念没有添加剂的油盐酱醋茶，怀念慢悠悠人看慢悠悠戏的小城生活，甚至怀念大革命时代粗茶淡饭的平均主义。有条件的人在花盆里种菜，阳台上养鸡，或是假日带个相机到大理绍兴汨罗之类地方，吃几碗“原生态”的农家乐饭菜，发一阵老宅旧桥故人的呆，用相机带回一点怀旧的影像。

据说为了标准化高效率，不把时间花在那些乡土社会市井生活的闲杂小事上，富士康的工人几乎没有属于自己的洗衣做饭闲聊这样的“小日子”，工厂什么都帮你考虑到了。这种机械化的精确和“周到”，让我们想起卓别林的《摩登时代》，想起“泰勒制”下极端规范化、数量化和最优化的“科学”管理把人异化为机器的非人特色。农民工二代多少受过些教育，起码也通过电视“看到”了外面的大世界。他们原是奔大城市大时代去的，不想却成为拧在流水线逼仄空间中的螺丝钉，重复着另外一种同样一眼就可以看到头的生活。

为了反抗这种非人的“现代性”，无数小城故事被重新演绎，“回到原点”成为时尚，各式酷行头潮装备的发烧友挤满三四线城市的街头，噼里啪啦摄入一些滥情的记忆。他们或许不明白或许装作没看见，在那些以小日子、慢生活为基本生活方式的小城古镇，人们羡慕带卫生间和电梯的瓷砖楼房，羡慕满世界飘来飘去的摄影家或人类学家。年轻人纷纷南下打工或北漂做艺术家，想象“外面的世界更精彩”。作为古镇灵魂的原住民及其活态文化，其实已经被无孔不入的商家用钱挤走。精明的商人把文化风干为标本，然后批发或零售出去，让那些匆匆忙忙的过客消费片刻小日子、慢生活，然后再匆匆忙忙回到他们诅咒的都市文明中，把一些民俗风的标本或影像当作喝洋酒咖啡时的谈资。他们拍摄的小日子，只是影像，没有故事。

离我们更近，离人性更近

这种怀旧已经呈现病象。

和当年列维—斯特劳斯抱着对现代文明的失望，去原始部落寻找失落的“天堂”一样，中国的摄影家能否在三四线城市或乡村找到那个伊甸园？列维—斯特劳斯没有找到，他写了《忧郁的热带》，诉说对那个即将消失的伊甸园的学术惆怅。他也拍照，拍回了一些在荒野裸体而眠的伊甸园景观。但后来在另外一位同行者同时同地的照片上，我们才明白大师眼中的伊甸园，其实是经由他的取景框裁剪和建构的结果，几步外就是另外的事实。而另外一位以田野考察为学科标识的人类学大师马林诺夫斯基，在他公开出版的学术专著里，他对土著那些小日子异文化有着兴致勃勃事无巨细的浪漫化描述；在他的日记中，却记录对当地人当地文化的种种不适，充满抱怨和挫败感。这种两面性，几乎让以“进入他者世界”为生的天真的人类学家和摄影家抓狂。

我们从来不是任何大时代的主角，甚至也不是“他者世界”那些小日子的当事人。我们只是这一切的局外人，隔着镜头或种种学术框架在窥视，然后留下一些经过我们主观建构的影像。

但我们无须因此沮丧。摄影，或者人类学、史学、文学艺术等等，其实和照镜子一样。我们进入他者的世界，是期望通过他者反观自我；我们进入时间的隧道，是期望以史为鉴，映照我们现在的身影。当人学会了容纳他者，自己的天地也就宽了。从意义层面讲，非主流的小传统，是弥补大时代大历史单线叙事之不足的民间叙事；从操作层面谈，小人物的小日子，近在你我身边，容易融入，或者就是你我生活的一部分。相对而言，这里还没有成为权力控制的地带，离我们更近，离人性也更近。人们在谈论“他者的我性”或“自我的他性”的时候，已经明白这个世界他中有我，我中有他的现实。在那些关于家乡、关于土地、关于身边小日子的影像里，拍摄者变成隐者，悄无声息居住在那里，慢慢地感知和呈现着取景框内外的一切。

这个时候，老百姓小日子的影像故事，就悄然浮现了。从晚清、民国时期百姓的寻常日子（周海婴），到贾樟柯顾长卫式小镇青年的非常故事，从黄河边上的百姓到自足的集市（叶高兴），我们惊讶地看到一种恒常性，一种构成我们历史和生活的基本事实。它们和新闻频道上那些遥远、冷漠而多变的影像是多么不同，你可以感到它们的现实存在，甚至几乎可以触摸到土地上尚有体温的身影。那些日常的笑容，那些猝不及防的吻，那些朴素的家，甚至那些最普通不过的零碎家当，它们从来没有像博物馆玻璃柜中的陈列物那样被人关注被人拍摄过，但它们是小日子里的见证，上面留下了人和岁月的痕迹。它们和我们贴身相伴一生，我们却从来没有注意它们。现在经由摄影家的手将它们郑重托出，不免倏然触动了内心某处隐秘的记忆。

就是这些小日子小器物，构成我们生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