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区政务司司长唐英年最近祸从口出,因为他建议年轻人不要抱怨社会不公平不公义,而应躬身自问,“为什么自己没办法成为另一个李嘉诚?”年轻人听了,不高兴了,纷纷鸣鼓攻之,甚至有人收集他讲过的搞笑言论,在网上编辑一个叫做“唐语录”的搞笑网页,对他既狠辣批判复无情嘲讽。
年轻人对唐英年提出的反驳论点大致是:我呸!谁有兴趣做“另一个李嘉诚”?谁稀罕做“另一个李嘉诚”?我们只希望能够快快乐乐地过过自由日子,在这世界,人各有志,并非人人都想赚那永远赚不完的钞票。更何况,因为在李嘉诚出现以前没有李嘉诚,他当年不必受到“地产霸权”的压制与困限,故能较易成功;如今香港特区却早有了以李嘉诚为首的“地产霸权”,租金昂贵,物价腾飞,小市民别说再难荣华富贵,即便渴望舒服度日亦不容易。轻率地建议年轻人反省“为什么自己没办法成为另一个李嘉诚”,等于替“地产霸权”张目辩护,是占了便宜又卖乖的可恶行为。
其实,在中国香港,在香港特区,即使唐英年没有口出乱言,近年确实早已出现了一股关于李嘉诚的纠结情绪。许多人一方面非常羡慕他的成功,另一方面却又非常痛恨他及家族成员包山包海地总揽了香港的电力、地产、电讯、运输、民生等等经济领域,令香港人暗暗觉得,辛苦了一辈子,几乎每赚一百元薪水,其中有六七十元必须缴纳给“李氏王朝”,由李氏父子辗转赚去。
别忘了,早于六年前,欧洲议会曾经发表一份严苛的报告,指责李嘉诚家族隐然建立了一个垄断香港经济的“李氏王朝”,其家族相关企业掌握了香港股票市场资本估值的25%至30%,在航运、零售、电讯、基建等不同领域皆占主导地位,甚至经常获得政府的特别优待。这论点同时招来李嘉诚和香港特区政府的反驳,报告撰写人约翰·沃尔斯·库斯纳汉(John Walls Cushnahan,爱尔兰人,欧洲议会议员,亦为欧洲议会的外交﹑人权﹑公众安全及国防委员会成员) 先是坚持论点正确,其后立场软化,并亲身赴港公开说明,表示报告内所提出的指责既主要建基于香港的传媒报道,亦源自某些香港商界菁英对他的意见反映。
换言之,他只是反映香港,欧洲扩张的“李氏王朝”正是另一个南洋大王,是“落后丑陋”的亚洲代表。南洋的大王们通常盘踞一国一地,独霸一方,较少向外开疆辟土,李氏父子则愈来愈有迈向全球的宏图与动作:他们不仅在香港搞航运开超市拓电讯,更积极地把航运、超市、电讯据点设于全球;他们不仅想做香港商人,更已是世界商人。由这角度看,真正令欧洲人看不过眼的,可能不是李氏父子在香港的超级势力,而是他们的国际蓝图。欧洲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向来强盛,李氏父子向欧洲进军,触动了欧洲人的民族神经,在“黄祸恐惧症”的焦虑下,他们向李氏父子发炮,阻截他们的商业扩张。商业理性与民族情绪,至此已经纠缠难分,这场战火是全球化浪潮下的产物,可笑复可悲。
是的,香港人越来越有明显的“反李情结”,唐英年于此时此刻叫年轻人反省“为什么自己没办法成为另一个李嘉诚”,特别容易勾动香港人的矛盾心情。大约四年前,李嘉诚儿子李泽楷的电讯盈科企业股价暴泻,坊间股民十有九输,输钱之人自易对小小超有所迁怒。笔者曾在地下铁内亲耳听到有人忿忿不平、咬牙切齿地说:“真希望张子强仍然活着,请他多干一票,替我报仇!”(据传张子强曾绑架李氏家族成员并成功领取巨额赎金,两年前在内地被捕,定罪后枪决) 令我毛骨悚然。
香港年轻人,不一定人人“仇富”,却必有许多人“仇李”,怪不得温家宝总理曾经提醒曾荫权,请他注意香港特区的“深层次矛盾”。这必是其中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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