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徐弘的工作室在南京幕府山一家废弃的工厂里,厂区幽僻,梧桐遮天,满地黄生生的花粉。门前有一株桑树,枝粗叶茂,满树桑葚,好像画家随意涂抹的星星,树下躺了一地熟透掉落的果实。拣了一枚,舌尖上却没有童年的那种味道了。
我的童年在关中平原度过,那是一块封闭的黄土地,属周朝故地,只有陇海线上飞驰的火车,带给我走出土地的希冀。我最爱听的是轰隆隆的汽笛声,只有站在王上村干娘家的崖头,才能看见塬下发光的铁路。时间似乎是停滞的,它在等我慢慢睁开眼。爷爷从“站上”回来,总会给我带来喜悦,比如一只橘色的乒乓球、一本连环画,好玩的东西都从那个长大才知道名字的绛帐镇上生出来。那是我知道的最远的地方,爸爸从那儿参军,去了一个叫新疆的更远的地方。母亲过一些日子,就会收到一封贴着红彤彤邮票的薄信。
院子里种了一丛黄花,开出金灿灿的花儿,蜜蜂绕着圈儿嗡嗡乱叫,有的会停在花蕊上低头吮吸什么,在我眼里,它们虽然会飞,却不怎么叫我佩服,一朵花到底有什么好端详的?当母亲的手伸过去,那些花儿仿佛找到了归宿,它们钻进母亲手里,任由她把它们从枝头摘下,下到面锅里。它们天生就是和面条相伴的,一碗白生生的面,浇了几朵黄花菜,才让人胃口大开。
长大是个遥远的事情,懵懵懂懂感到自己会长大。长大做什么,却不知道。那是人生最值得留恋的时刻,别人都在老,都在忙,麦子抽穗,玉米结棒,后院里乖巧的羊被爷爷杀死了,但我是一个观赏者,它们在时间里生生死死,而我似乎在光阴之外徜徉。下雨时,我站在屋檐下,提起裤脚,怕母亲缝制的衣裳被水溅湿。水花雀跃着雀跃着,“噗”地一声便死了。心里禁不住一颤,现在想来,水花里似乎隐含着生命的哲理。
童年的快乐有几样,一是爷爷的背,骑在他硬朗的背上,我觉得世界是安全的。一是夏天吃桑葚,院子里的几株桑树摇摇晃晃结满诱人的果实,每天盼着它熟,变成那种令人喜悦的深红。还有核桃树,四岁时,母亲改嫁,我在新家院子角落栽了一棵小桃树,每天从池塘提水浇灌,大人们用那种怜悯的眼神看我,他们觉得桃树长得太慢了。我生怕它死了,放学后就奔到跟前,看一眼,我想看着它长大。过了几年,分家,叔父要盖房,便砍掉了已经高过我头的桃树。
周边的人,在母亲嘴里分成善的和恶的,她提醒我不要跟恶人亲近,看见“恶人”,我远远就躲开。我让自己相信,好人永远会是好人,坏人也一直会是坏人。寂寞的童年里,有两个好朋友做伴。我们一块割草,捉蝎子,拾蓖麻,在无人的田野里漫游。那个时候,河渠边青草连绵,蓖麻树一棵接着一棵,似乎只要有力气,就有拾不完的蓖麻籽。长得滚圆健硕的,都被社员摘走了,留在枝头的自然裂开,撒在草丛里,等着我们去捡拾。太阳落山时分,挎一篮清亮的蓖麻豆回家,心里充满了莫名的快乐。
童年虽贫瘠,但想象的翅膀是强健而高远的。我喜欢独自胡思乱想,面对高远的天空,绵延无尽的秦岭,我似乎要想穿自己的一生。曾经梦想自己到了远方,和干净和善的人们生活在一起,劳动,唱歌,游戏,恋爱,生子,有看不完的书,有说不完的话。希望身边的一切都不会改变,闯荡世界的我,多少年后回来还是那个样子:我喜欢的女老师不会嫁人,我的朋友不会变老,我的亲人不会死去。
母亲的坏出身拦住了要晋级的军官父亲,他们离婚了。眼泪,失眠,在那个年代,改嫁是一件见不得人的事情,屈辱与辛酸使母亲至今不肯饶恕父亲。我希望父母和好,我想在他们慈爱的怀抱里长大。生父已经作古,忧思毁坏了他的胃,他从媒体上搜集我发表的每一个字。我最后一次看到他的时候,他嚎啕大哭:“我对不起你的母亲,对不起你和你的妹妹。”
“六一”前夕,《东莞时报》记者提问:“你认为什么样的童年是美好的?”我的回答是:“无忧无虑。但怎么可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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