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当地习俗，鸡毛信又称“滚单”。清咸丰、同治年间，各乡为防御太平军、捻军“滋扰”，创此信息传递之法，并沿用到后世。“鸡毛信”所插鸡毛犹似令箭，见者即刻复制，传递不怠。

1914年的冬夜，山东安乐崇二保的田间村头，百姓聚集、杀气腾腾，镰刀锄头、寒光闪闪。他们要杀的，是前一日下乡督促验契工作的安乐县知事王文琙。

一个专心任事的县官

此时，住在碑寺口牛家店里的王知县对这一切浑然不知。这一天他和手下一刻不停，共验契700余张，收京钱1万多文，忙活到子夜才刚刚结束。

王文琙字伯乐，原籍成都，祖上到山东做官，遂迁移到淄川落户。他在宣统二三年间经举荐任职于淄川、章丘等县，一度有“任事虽短，政声颇著”的赞誉。1912年民国肇始，经山东省民政长周自齐的举荐，正式升任知县，牧守一方。

验契的差事不好干，特别是安乐以北这片以盐碱地为主的穷乡僻壤。只是这场运动正在全国范围展开，民国政府检验确认前清地契的工作，关系到政府解决财政危机的举措，又必须进行下去。

而验契，说白了就是土地房产确权。验契并非税收，而是基于政权更替，新政权承认公民不动产时的手续，以及收取的手续费。按财政部规定，呈验不动产旧契，收纸价一元，注册费一毛，不动产价格在30元以下的只收注册费。

这种新政权对公民不动产的确权、税收本是正常的程序，在1949年以后，全国范围内便进行过房地产的确权换证过程。

像王文琙这样专心任事的能吏，在验契工作上深得上司赏识。1913年7月开始的验契工作，至年底全县呈验完税的已有60%，当王文琙将此数字解报省城时，赢得了“山东之冠”的美名。年终，王文琙接到山东督军靳云鹏的嘉奖令，称：“决定由解报之数目内，提取5%充赏，并拟擢升王文琙为道尹。”

升官发财！王知县喜出望外，受宠若惊。这更坚定了他排除万难，完成验契的决心。

只是乐北是块硬骨头，此地有一个特点就是穷，民谚有云：“走了些宽敞道，喝了些骡马尿，遍地是六月雪，听了些鸭鹅叫。”因为土地盐碱化严重，粮食收不了多少斤两，所以土地不值钱，大多论块不论亩，小者三五亩，大者十几亩几十亩不等，在买卖契约中，通常写着“荒地一片”，有的根本没地契。凡此种种，以碑寺口一带为多，所以王文琙特地在此蹲点督验。

县官被杀事件的罗生门

农历正月三十的夜晚，春寒料峭，火把从四面八方向碑寺口附近的牛家洼汇集，陆续集合的足有四百余人。人们手持锄、镰、锨、镢、二齿子等农具，在发起者东齐村齐光礼、齐来明、齐树明等人带领下，将碑寺口团团包围。

崇二保的首事牛浩然听到风声，连忙赶来向王文琙报告：“看来乡民要暴动，特请知事暂避……”只是他还没到村口就被乱棍打伤，骚动的人群向牛家店步步进逼。

古往今来多少县官下乡征税收粮，为何王文琙会混到如此危险的地步？民间的说法是，这日午后，王文域派遣衙役孙祥率卫队数人，到东齐村找到地保齐光礼，责问道：“为什么迟迟不去呈验?”齐光礼回话：“我村很穷，呈验确有难处!”孙祥听后暴怒非常，不由分说，上前打了齐光礼一个耳光。齐时年六十余岁，性格倔强，遂与孙扭打一处。孙见势不妙，一面口出恶言，一面带随众悻悻而去。

当下村中的教书先生齐登先劝说齐来明、齐树明、齐敬君等三位闾长，并六名妇女（其中有寡妇齐田氏），前往碑寺口赔罪。王文琙“声嘶力竭”地说：“回去告诉大伙，明日速来呈验，不然定要严惩！”

然后几人回村后就“斩钉截铁”地说：“反正咱村闯了大祸，一不做，二不休，倒不如先下手为强。”由此开始往四乡送滚单，号召杀官。

事已至此，却让人十分不解：东齐村民来赔罪，王知县似乎并没有怪罪，只是让他们明日来验，不然才惩罚云云。既然如此来验便是，不过是交多少税款的事，要知道周围不少村庄都验了，交了钱，怎么就东齐村要逼上梁山呢？

事后，地方向中央报告案情的电报中，却另有说法：“突于上月二十四日，有执契来验者，共七十余张，内有改新契纸三十四张，该令责令补填实价，则悻悻税契而去。”

这份史料揭示了另一个版本，故事也许是这样的：东齐村送来70余张契纸，内有改过的契纸34张，王文琙发现了其中的猫腻，遂责令其重新补填实际价格。东齐村鼓动杀官的领头人都是村中闾长之类的大户，这些被改过的契纸出自谁人之手，似乎已有答案。

王文琙见骚动越来越近，只好夺路而逃，不料暴民放起了土炮，王知县双腿中弹，遂被愤怒的农民所获。齐来明指着王文琙的鼻子大骂：“王欠或（当地方言，毁音），今天就是你升天的日子，叫你到阎王爷那里验契去吧！”刀剑之下，王文琙与两名随从送了性命。

此事爆发，因有县官被害，全国震惊，直接引起了袁世凯的关注。当时督理山东军务的靳云鹏连日给袁去电，报告事件原委及处理情况等。最后政府捉拿了大约30人，其中被判死刑者14人：齐光礼、齐树明、齐敬君、齐乃文、张景三、张景明、张春兰、齐来明、齐玉梅、张子强、王茂举、阎居仔、张丰宪、周寿全。

这场规模不大的地方暴动，最终导致安乐县“暂停验契”，中央政府责成“地方官吏考察验契弊端，以求改正”。

验契是1914年北洋政府的重要财政收入

验契引起的纷争不止一起。早在1913年，也就是验契开始的时候，同在山东，栖霞县发生了由宋金榜、李炳燧领头，率农民反抗官绅验契收税、扣押县役劣绅的事件。只不过未出人命，震动不如此次罢了。

既然验契如此“不得民心”，为何北洋政府还要实行？无他，穷的。

辛亥鼎革，百废待兴，继承了前清所有债务赔款的北洋政府一开张就面临经济危机，除了欠款要还，他们还负担着极其沉重的军费，特别是革命后各地动员的民军需要裁撤，欠饷恩饷，每月军费就达到千万元以上。

而此时各地闹独立，送往中央的解款陷入停顿，一方面是巨额支出，另一方面赚钱乏术，北洋政府眼看要破产了。

看看1914年开年的民国政府，穷到了什么地步？1913年10月5日签订的中法实业借款1亿法郎，要到1914年2月以后才能到款。逼近年关，总理熊希龄本指望中法实业银行于12月30日提供的200万元垫款勉强度过，但没想到中法银行临时变卦，不肯垫付。虽然各省解款有110万元，五国银行团通融了短期垫款100万元，但短缺尚多。

而历来作为财政挹注的京奉、京汉两路收入，“交通部声称，将以供给支付借款本利及保险费之用，不肯通融”。熊希龄内阁由是在年关之前倒台了，袁世凯直接经管财政事务。

验契本是无中生有的钱，是政府意外之财，上面自然看重，在山东，袁世凯责成军务督理靳云鹏加紧催办。果然，验契收入甚旺，成为1914至1915年间北洋政府弥补财政亏空的重要手段，到1914年12月，总收入达3200余万元，1915年全年又收了1600余万元。

从1913年年底开始，各省行验契以及印花税、烟酒牌照税，两者增收作为中央专款，直解中央。因为抓得紧，财政终于有所好转，1914年上半年，各地解款、验契和常关收入盐税余款加起来达到每月700万元。从接手全国政权后一直缺钱的北洋政府终于挺过了第一场经济危机。

安乐的验契危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这里还有一层关系，继任的财政总长是周自齐，王文琙正是一年多前由时任山东省民政长的周自齐举荐的。恩主在危难中上任财长，也难怪王文琙在验契工作中如此卖力。

如果翻开1914年的史书，各地抗税事件层出不穷：3月山西盂县乡民抗办煤厘，抵制验契，聚众暴动；5月8日，杭州杭县留下镇因县署强派苛捐，茶商罢市抵制，聚众捣毁收捐委员住所；12月，福建长泰县农民抗粮闹事，围殴县役。

1914年的正月三十，死于民暴的知县王文琙，是民国初年这场财政危机中的中国下层官员的代表，他勤于公务，为了解决恩主面临的困境努力工作。

但在这个动荡年代，他最终只能成为官民紧张关系的牺牲品。在如今可见的历史叙述中，这场骚乱变成了百姓反抗军阀横征暴敛的正义斗争，而王文琙自然要背负酷吏的骂名，铭刻在史书之中。 （文/唐元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