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午夜巴黎》的小伙伴都没少在片里数那些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窜去巴黎的各界名人：菲兹杰拉德夫妇、海明威、科尔·波特、约瑟芬·贝克、格特鲁德·斯泰因、毕加索、杜娜·巴恩斯、达利、路易斯·布努埃尔、曼雷、艾略特……正在推陈出新的文艺中心就像一场“流动的盛宴”：美国崛起的新兴青年在纽约搞起了哈莱姆文艺复兴，将非裔美国人社区的诗歌、爵士乐变成了一整个时代的“主旋律”；而巴黎兴旺的新兴资产阶级则开始用前所未有的包容之心，接纳了一切远赴欧洲的外国艺术家。
在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经济大萧条还尚未到来的年代里，青年在大学中与知识狂欢，艺术在朝圣者与无家可归者中被流传。

也正是在这个时代，大批新兴美国青年来到了战后面临剧变、身处迷惘，却又拥有无数可能性的欧洲大陆，去感受正在消失的贵族文明，并摈弃繁文缛节，成长为新一代时髦文艺青年。身为《午夜巴黎》“编剧”海明威的好基友、美国爵士时代代言人、片中首位出场“名人”的菲兹杰拉德，就曾在他那本大红处女作《人间天堂》中，描写了战后新一代青年与老派优质青年的本质区别。
新派花花公子：1.有聪明的社会价值感。2.穿着讲究。假装认为注重穿着是肤浅的——但知道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3.参加能表现自己的活动。4.上大学，在社会能力方面很成功。5.头发油光可鉴。
老派优质青年：1.有点木讷，缺乏社会价值感。2.认为注重穿着是肤浅的，因此不大关心穿着。3.出于责任感而对所有事大包大揽。4.上大学，但前途渺茫，觉得失落。5.头发上不抹油。
结束于1919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了两个局面：欧洲的断裂，美国的崛起。而这两个局面则导向了同样的结果：青年人全面登上历史舞台。在美国，通过实干实现自我的盖茨比们，在《了不起的盖茨比》文本与影片中不断追求着一束象征希望与爱情的“绿色的光”。在英国，迷失在战后衰落帝国的贵族子弟塞巴斯蒂安，在《故园风雨后》中以一个迷惘脆弱，却又年轻美丽的酒鬼形象，一边永远怀念那失去得何其迅速又非凡的短暂青春，一边跟着辉煌的古老帝国一道华丽丽地垮掉。

在美国人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忙着扮演1930年代美式浮夸公子哥儿的同时，英国人本·威肖则在演绎着1930年代英式没落派青年贵族。

好莱坞的公子哥儿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演过的爵士时代公子哥儿有两位。第一位，杰伊·盖茨比，是一位了不起的暴发户。在1920年代，他靠着实干与私酒买卖发了财，在纽约的新富区买房夜夜开homeparty，只为引来年少时的女神多看一眼。然而，穿着粉色西装、开着明黄色豪车的暴发户就像是那个来得快去得也快的爵士盛世，还没赢得真正的女神归，就已经陷入了经济危机的低潮。
第二位，是1930年代霍华德·休斯，一位有“怪兽”之称的美国富二代。为了实现一场比詹姆斯·卡梅隆还烧钱的电影梦，他一边砸钱租来87架古董战斗机、聘来135位飞行员、集齐好莱坞一半摄影师和摄像机，以拍电影之名真刀真枪地在镜头前“打飞机”，一边在开飞机环游世界的同时，没忘了与凯瑟琳·赫本、埃娃·加德纳等黄金年代出产的好莱坞女明星谈恋爱。与此同时，他也为自己的耳聋、洁癖、强迫症与野心所苦——他由于亲自试飞而遭受故障烧伤，由于对巨型水上飞机“云杉鹅”的过分执着频临破产，由于日渐严重的强迫症而陷入隐居并与毒品为伴，最终在飞机上孤独死去。
而一向不喜欢浮华，只喜欢玩深沉的英国人，则只是继续让本国新生代戏骨本·威肖两度回到1930年代，去扮演从剑桥出走、在默默无闻中写下《云图六重奏》的罗伯特·弗罗比舍，与那位抱着泰迪熊、玩着华美辞藻、品着葡萄酒的“爱德华垮掉派绅士”、战后英式公子哥儿的最佳代表塞巴斯蒂安·弗莱特。而属于他们的共同背景，是大不列颠帝国的垮掉。
曾经的日不落帝国在经受过战争的摧残之后，更像一个资产被毁、债台高筑、市场混乱的失势贵族。虽然属于女王的海外殖民地能够覆盖当时地球上四分之一的土地和四分之一的人口，但能够赴往这些殖民地进行管理工作的英国籍官员却严重缺乏。在这面积庞大的新老殖民地之中，除了不断增长的民族主义情绪，还有以奥尔丁顿为代表的英式“反战与迷茫”思潮。这些情绪充分体现在他的《英雄之死》，克罗宁的《众星俯视》、《城堡》，劳伦斯的《查泰来夫人的情人》、《爱恋中的女人》，毛姆的《在中日的屏风上》、《面纱》，以及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之中。这些从伊顿和剑桥出走的知识分子，正在与从旧式贵族之家走出来的伊夫林·沃一道，站在一个帝国的阴影之下，缅怀过去，踌躇当下，在等待中迷惘地期待未来。
除了新青年与没落贵族，正在被美国人取代的英国人还在《另一个国度》中讨论着英国上流社会长期盛行却被视为犯罪的同性恋命题、英国新一代年轻人对资本主义的失望和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在《赎罪》中展现阶级社会岌岌可危的1930年代，想要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下层家庭之子，与看似桀骜不驯、想要突破禁地、追求自由爱情的贵族之女，是如何被隐藏在阶级鸿沟之中的偏见与误解所拆散与伤害，并最终在战争之中丧失原本拥有的一切。

跨入新千年的第一个十年后，在那个黄金年代将要逝去百年之际，欧洲人的黄金十年情结集体发作。

2011年，法国人迈克尔·哈扎纳维希乌斯在黑白片《艺术家》中重现了属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默片时代——那曾经是一个属于卓别林、梅里爱、爱森斯坦、格里菲斯的美丽旧世界。2013年，英国人布莱恩·派西维尔将属于1930年代的《偷书贼》搬上银幕，讲述在一个知识被当作洪水猛兽的暴力时代中，书籍如何发出最为微弱却也明亮的光芒，为黑暗之中的欧洲人带来希望慰藉。2014年，韦斯·安德森又带领拉尔夫·费因斯与裘德·洛回到了1930年代酒店式“黑暗童话世界”。那是一个礼仪尚存却又始终将冰冷秩序置于人类感情之上的年代，一个要持续保持优雅却又无力改变命运的年代，一个沉溺于诗歌艺术之美却又无视生活之真的年代。而那个属于斯蒂芬·茨威格的时代，最终随着他的死去，变成了只供缅怀的《昨日世界》。接下来的历史，属于一个小人物能够以美德和实干荣获登顶的年代，一个人类感情战胜了庄严秩序的年代，一个青年崛起、不畏惧从零开始的年代，一个无法避免重蹈覆辙却又不畏惧勇往直前的年代。
相信你也早已明白，正是这新旧世界的冲突、迂回、矛盾与交替，造就了那个让无数导演沉醉其中、无法自拔、似有黄金流转的1920—193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