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鞍华的《黄金时代》里，萧红在洒满白月光的沉默中心生感慨：“自己就在日本，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没有经济上的一点压迫，这真是黄金时代。”在文学硕士许鞍华心中，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文人思想上的故乡。作为一位有情怀、有文学素养的女导演，她克制了自己对萧红的赞美与怜悯，用史料和间离的表演方式堆砌出一部萧红自传。
可惜，电影门槛太高，除了萧红和三个男人的八卦故事，大多数观众并不知道白朗、罗烽和丁玲是谁，“聂绀弩”中间那个字的读音也让坐在电影院里的他们窝火。最终，这部会集最多民国文坛大腕的《黄金时代》以不足六千万的票房惨淡收场，口碑也差强人意。站在金马奖舞台上的许鞍华面露尴尬，这或许是她拿到的最没有底气的最佳导演奖。
受累于情怀的还有姜文和他的《一步之遥》。许鞍华是克制过了头，姜文则是放肆得不着边际。九个编剧听命于一位自信心爆棚的导演，除了一贯旺盛的荷尔蒙、让文艺青年和右派公知津津乐道的隐喻，整部电影从头至尾都像在飞叶子，导演和演员玩得high翻天，大银幕前的观众一脸迷茫。在一片口诛笔伐的差评声中，《一步之遥》的票房已超过五亿，即便是这样，投资方和姜文都不会太满意——三亿的投资可还没收回来呢！
大概是从《让子弹飞》之后，民国题材的电影像抗日剧一样扎堆儿出现，赢得好票房的不在少数。姜文、许鞍华、张艺谋、宁浩、管虎、赵宝刚……大导演钟情于二三十年代其实很好理解：女作家萧红的“黄金时代”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黄金时代，工商业短暂复兴，文化环境自由开放，直到今天，“民国范儿”也是文化人心中的一杆标杆。别管是不是真懂“左翼文学”，致敬是一种情怀，有情怀总是没错的。
更何况，电影需要好故事，二三十年代的北平、延安和上海每天都在上演好故事。两党对峙、军阀任性。文坛热闹，知识分子满世界办学办报。外国人来了，黑帮来了，骗子也来了。舞女、歌女、妓女，每天有一出新的爱恨情仇……而这些前朝旧事，在审查上也相对宽松，有利于导演和投资方规避风险。

故事有，拍成电影却都不耐看。

商业片时代，以这一时期为背景的电影很多，耐看的却很少。导演和编剧都心急，有个好故事的轮廓，恨不得把所有元素都塞进电影里。所以，展现在观众眼前的影像总是热闹有余却故事粗糙。军阀，大家族，《申报》，文人，舞女，戏子和痞子。旗袍摇曳，歌舞升平。旧上海小布尔乔亚，老北平意气风发。好像集齐这些，就能炒一盘好菜似的。
赵宝刚在电影处女作上愿赌服输，《触不可及》里有一切民国元素，拼凑在一起，却成了一部冗长的MV。宁浩在《无人区》无法过审时用《黄金大劫案》接档，在这部以民国小痞子为主角的“英雄片”里，军阀、侵略军、外国公使、富家小姐轮番登场，每个角色都是符号化的，随着电影结束，人物形象也消失在最后的狂轰乱炸中。
二三十年代大有可为，但人物和故事太过复杂，不好把握。有些导演开始追求形式上的创新，比如姜文，比如许鞍华。前者虚构人物，不必在史实上操心。电影引入舞台剧的形式，甚至请来话剧圈的文艺女神廖一梅操刀。“完颜英”在花域大选上的那段京腔人生宣言有《恋爱的犀牛》的影子，但在台词质量上却差了一大截，更重要的是，把《恋爱的犀牛》放在民国，多少有点别扭。
许鞍华在票房上的失败，是一场野心勃勃的失败。她企图让萧红、鲁迅、丁玲们与观众直接交流，时而表演，时而告诉观众“我们在表演”。某种意义上，这也是舞台剧的形式，但演员跳进跳出得太过频繁，观众很难得到流畅的观影体验，他们要在电影中寻找民国风韵的诉求也显然没能得到满足。汤唯扮演的萧红太饿了，以至于看不到太多女作家文学上的成就。萧军帅得过了头，掩盖了其真人那一米六多的身体里令萧红倾慕的才华。
同样是半记录的手法，同样的民国题材，同样的红颜早逝，关锦鹏的《阮玲玉》就比许鞍华拍得有味道。一群风华正茂的年轻演员坐在一起讨论前辈和演戏心得，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审视阮玲玉的黄金时代，这是一种更立体的间离手法，做足形式感的同时，也能帮助观众理解剧情，一举两得。

90年代是香港电影的黄金期。

说起来，上世纪90年代，热衷于旧上海题材的香港人拍摄了不少经典的以二三十年代为背景的电影：关锦鹏的《红玫瑰与白玫瑰》、《胭脂扣》，许鞍华的《半生缘》，严浩的《滚滚红尘》……
这批拍出“民国范儿”的导演大多成长于60年代，那时候的香港还是王家卫《花样年华》里的香港，有着民国遗风。只要稍微了解关锦鹏、严浩和许鞍华的电影轨迹就会发现，他们对二三十年代是有研究和思考的。关锦鹏根本就是一个民国旧人，他热衷于拍摄那些穿旗袍的女人和动荡时局下的个体命运。他不是偶尔拍出个《阮玲玉》沾沾民国的光，而是对那个时代有着相对完整的认识和清晰的个人观点。
同一时期，大陆也拍出过风韵犹存的民国故事。比如，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张艺谋的《红高粱》，更早些的吴贻弓的《城南旧事》。和所有第五代导演的成功一样，这些以二三十年代为背景的电影都有优秀的文学原著作为支撑。
就像栽培过第五代导演的电影人谢飞所说：“拍出好电影的关键是找到好的文学原著。”这也是第五代导演的成功法则，从这几年陈凯歌们的电影中不难看出，当导演们熟悉的民国文学作品越来越少，他们在创作上就很难再有所依靠了。旧的创作方式走到头，新的方法和个人修养又暂时无法培育出好作品，这真是难以逾越的困境。
当然，近几年也偶有不错的描绘民国时期的电影出现，比如《色·戒》。麻将桌上的亲近和暗涌，爱国学生的幼稚、清高，易先生的心机和懦弱，电影有属于那个时期的质感，王佳芝身上的旗袍和萧红的不一样，它不仅是符号，也是意义本身。

对于二三十年代那个浪漫主义盛行的乱世来说，气韵比故事重要。

编剧邹静之说，王家卫很厉害，他拍《一代宗师》和拍《花样年华》一样，捡着人家不要的东西拍，但气韵是对的。
或许，对于二三十年代那个浪漫主义盛行的乱世来说，拍什么都是对的，气韵比故事重要。但气韵又是最难的，徐浩峰看了多少故事才抓住民国武林的精髓，关锦鹏又是有怎样的尝试，才找准在大时代背景下呈现个体命运的光影法则。
但如今，民国n年、北洋时期和二三十年代不过是个数字，为华语电影并不成熟的类型片运作服务。不只是创作者不关心那个年代，观众也兴趣索然。“民国范儿”是《夜上海》，是旗袍和黄包车，是林徽因和才子们的浪漫史……谁还关心气韵和意义？热钱在手，赚一票就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