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我像“矮大紧”那样不逼迫自己也不买房，赚点钱就去周游世界，

总有一天我会从苟且中脱胎换骨，成为另一个诗与远方的活样本。

出现在各类媒体上的成功人士总喜欢讲述自己成名前的辛酸。李书福，高中毕业就拿着父亲给的120块买了个相机，骑个破自行车满街给人照相。周鸿祎，大学和研究生期间创业两次，全部失败——到现在他还在感慨，如果坚持把第一家公司做下来，今天就没百度什么事儿了。雷军，在做成小米之前经历一次创业失败、一次管理失败、一次收购失败。俞敏洪，高考落榜两次，从北大辞职出来创业是因为在外兼课教书被记过。

成功后云淡风轻去养猪的丁磊，在成功前只是万千被代码淹没的程序猿的其中一枚。大学毕业后，丁磊回老家宁波进了电信局端上铁饭碗，却依旧放不下那颗“驿动的心”，自己把自己开了，身无分文来到广州，艰辛度日地跳了三次槽，在1997年的5月整整思考了5天，决定创业——他只有50万元创业本金。除了向朋友借的一部分之外，其他全是程序猿丁磊一行一行写程序攒下来的。

然而这些故事的传颂度都比不过正当红的马云。这位创造中国电商神话的ET先生在成功前当过推销员，吃过闭门羹，30岁时经历第4次创业失败，最窘迫时银行卡里只剩200元，并被定义为“骗子”。而马云在什么时候提起当年败局？时隔15年后，意气风发的纽约IPO路演会上。

大佬成功前的苟且例子数不胜数。与普通人不同，在他们成功之后，这些经历就变成了试探时代脉搏的冲动、初出茅庐的大无畏、成功前的试炼，以及年轻时的诗意。

“诗与远方”的始作俑者高晓松在一次采访中分享过他的21岁生日。尚未成名的他在宿舍里摆了三个馅饼，只要有谁来看他就可以一起把它们吃了。然而直到熄灯都没有一个人来，所以他一个人把冷馅饼全吃了，再一个人孤独地钻进冰冷的被窝。但他一点都不难受，因为那时候的他心中就存有诗和远方了。

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他成功了，并把诗与远方植入更多普通人的大脑。唯一不同的是，现在的他当然不会再有孤独的生日。而那些怀揣诗与远方的未成功者则继续着那些既孤单又无人分享的生日梦想。

为什么大佬苟且时的苟且，在成功后就变成了诗意？因为成功学的仰慕者会自动将这些苟且幻化成为大佬养成的第一步，并让尚未成功的他们颇有代入感。省省吧，那些成功前的苟且压根不是什么诗意，而是未成功者自我代入式的自恋与自怜。君不见成功学中走红的句子是这样的：“花时间去学习别人失败的经验。等你什么时候能看别人惨败的经验，看得一身冷汗，你就离成功不远了。”

将成功者曾经的苟且看作诗意的另一个原因，是热衷于造神的泛滥性粉丝思维。在中国的成功者心里，都怀揣着一颗高晓松——在苟且之时也不忘记心中的诗和远方。在一个以结果论成败的国度里，成功者的一切都会被幻化成一朵温柔的白莲花。他们努力，肯干，单纯，向上。他们在辛酸的时候没有绝望，在迷茫的时候没有堕落，在受挫的时候没有疯狂，在失败的时候没有放弃——想起来了吗？他们宛如言情小说中只有正面情绪的纸片人。他们真的没有面对失败时的失落、面对不公时的憎恨吗？那不是正能量成瘾者关心的问题。隐藏在成功背后的人情斗争与晦暗手段，真的就一概不存在吗？这也压根不是成功学鸡血晚期患者所要传颂的重点。

《中国合伙人》《小时代》《欢乐颂》《甄嬛传》……泛滥于电影与电视中的成功故事早已证明，那些就连在机场书店也沉迷于成功学的人既不愿看到生活的真相，也不愿触摸苟且与失败的底色。他们认为，苟且是一种错误，失败更是不可被原谅。唯有在成功之后，苟且和失败才有得以见光的机会——因为它们激励出了最终的成功。如同子非鱼所写：“高晓松的‘诗和远方’默认了一个前提：眼前的苟且是一个常态，是他这样有智识有追求的人不得不接受的。但是，他虽然接受，却并不认同，因为他内心依然高贵，依然保有‘诗和远方’。”

在高晓松等一票成功者看来，苟且并不高贵。平凡的、耐得住寂寞的生活方式并不值得尊重。在一个成功学一统天下的时代里，出人头地才是人生的唯一要义。成功学更是一副最好用的滤镜，将所有平淡无味的现实滤出了一股激昂、梦幻的味道。而“每一个成功者都有苟且之时”更成为所有成功学拥趸最为诗意的自信——我现在苟且又如何？只要我像“矮大紧”那样不逼迫自己也不买房，赚点钱就去周游世界，总有一天我会从苟且中脱胎换骨，成为另一个诗与远方的活样本。

不成功的人有千千万万，成功的高晓松却只有一个。高晓松究竟是如何成功的？是千千万万蝇营狗苟却心怀诗与远方的不成功者供养出来的。

苟且是生活的常态，诗意更是扎根于苟且中的一棵树。至于它能长多高，在于你的根基能够提供多少厚度与养料。千万不要以为成功者的诗意都建立在对苟且的否定上。成功者之所以能成功，不是因为他们更有诗意，而是因为他们更能忍受苟且。那些一心向往成功的人最该做的事压根不是否定苟且、仰望远方，而是远离一切成功学演讲，学会放下矫揉造作、无病呻吟式的诗与远方，去搞清楚成功者究竟是如何苟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