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更关注“为什么”、“还有什么”、“怎么说”甚至“怎么办”。

“第一个人说的，叫‘知识分子’。第二个，第三个，还有不知道隔了多少代隔了多少辈，俗称‘八杆子打不着的’，都叫‘知道分子’。”

“知道分子”一词，最早见于王朔写于2000年的杂文《知道分子》。他给知道分子的人生画了幅像：拿来主义，无真见识，抄惯了别人的宏论，放眼望去天下事无所不知，却终究不知自己真正知道什么。他不无刻薄地写下分辨“知道分子”的小常识——写伟人传记的、为古籍校订注释的、所有丛书主编、所有“红学家”和自称鲁迅知己的；次一等的，是“好提自己念过多少年书的，死吹自己老师和老老师的，爱在文章里提他不认识的人和他刚看过的书的”。他甚至列出了 “知道分子”的代表刊物《读书》和代表作《管锥编》。

这是“知道分子”第一次以“知识分子的另一面”的形式出现。通过“凶猛的王朔”，人们惊讶地被提醒，那些看上去很有知识的文化人“原来什么都不知道啊”（借木心语）。

但真正把“知道分子”重新提炼、阐释成一个社会学概念并广泛传播于大众的，是《新周刊》2002年的一期封面专题“向知道分子致敬”。它重新解读了“知道分子”与“知识分子”的精神涵义，第一次把“知道分子”刻画成一种新的知识分子形态的存在，并使这种命名的影响力持久不衰。

那十年间，“知道分子”一度成为知识界的一种新锐并带有明确褒义的身份认定，它成了基于（或效仿）知识分子传统的一种精神附加值甚至新姿态的呈现。

然而，十多年过去，连“知识分子”都在西方语境中不断历经批判性的重新解读，“知道分子”在它诞生的文化土壤中，也一层层地被剥去那些意义的幻影，在网络碎片化时代，逐步又被消解为“知识分子的反面”。

两年前，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民建中央副主席周汉民就曾发声：“我们常常以为，中国拥有12.5亿部智能手机的时候，已经和世界靠得很近了。但是这些手机很大程度上创造了许多‘知道分子’，而中国需要的是知识分子。”

新媒体观察者魏武挥也放言：这年头要在微博上扮演一个学富五车、经常说点格言的人实在太容易了，百度一下即可。对社会事件不发表点自己的看法，也无法满足众多粉丝期待。很多人实际上是“知道分子”而非“知识分子”。他的专栏签名常年设为：多歧为贵，不取苟且。（“百度一下会死啊？”“会。”这个段子，如今已成为“苟且而活”的嘲讽解释。）

“知道分子”和“知识分子”的鸿沟到底有多深？曾被《新周刊》提名为“年度知道分子”的许知远，就曾公开声明：我最痛恨这个词了！在他看来，知道分子与知识分子的差别，就是苟且与远方的距离。

有人也曾列出知道分子的五大评判标准：1.知道分子喜欢网络，任何一个都是杂家，随口即可说出无数概念、原则、定义、理论，所涉领域广泛。2.知道分子不甘寂寞，与媒体关系密切。默默无闻和知道分子是一对矛盾的词汇。3.知道分子对于批评比原创更热衷更有想法，在驳斥对手的过程中，他们最懂得享受比别人知道得更多的快感。4.知道分子追求自由，说自己想说的话，做自己想秀的事。5.知道分子很少会安静下来慢慢写一本书，他们最大的特征是“不为”，最大的特点是“到处开花”。

相较而言，知道分子属杂家，凡事都知道一些，追求信息获得的广博与速度。板凳无须坐十年，但需及时知晓板凳的数量与种类。他们爱问：“茴香豆的茴字有四样写法，你知道么？”知识分子往往是某一领域的专家，广度之外更追求深度，是在知识体系内凿井挖掘水源的人。他们爱问：“苹果为什么往下落？”

知道分子急于知道“是什么”、“有什么”、“说什么”。知识分子更关注“为什么”、“还有什么”、“怎么说”甚至“怎么办”。不那么刻薄地去看，知识分子与知道分子，只是不同智识与不同选择的人对知识获取的不同程度与不同呈现。研究《时间简史》或量子物理的人，未必不会有一刻也去好奇茴香豆的“茴”到底有几种写法。

但知识分子确乎是有传统的。“我们国家总以受过某种程度的教育为尺度来界定知识分子，外国人却不是这样想的。”王小波在那篇《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古遗风》中写道，“我到现在还不确切知道什么人算是知识分子，什么人不算。……我在美国留学时，和老美交流过，他们认为工程师、牙医之类的人，只能算是专业人员，不算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应该是在大学或者研究部门供职，不坐班也不挣大钱的那些人。照这个标准，中国还算有些知识分子。”

他还拉拉杂杂援引了关于“知识分子”的几个定义：“《纽约时报》有一次对知识分子下了个定义，我不敢引述，因为那个标准说到了要‘批判社会’，照此中国就没有或是几乎没有知识分子。还有一个定义是在消闲刊物上看来的，我也不大敢信。照那个标准，知识分子全都住在纽约的格林威治村，愤世嫉俗，行为古怪，并且每个人都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后一个知识分子。所以我们还是该以有一份闲差或教职为尺度来界定现在的知识分子，以便比较。”

中国的知识分子不见得也跑去住纽约的格林威治村，他们要么在书斋里秉承“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要么住在微博（社交媒体）上和大众视野中，善于高谈阔论，成为随时发声的“常识捍卫者”。在他们眼里，即便被称作知道分子，也丝毫不比知识分子低三分。他们坚持的“知道”，是先要知道常识。

英国学者弗兰克·弗里迪在《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一书中，明确探讨了当代社会的知识分子界定：“定义知识分子，不是他们做什么工作，而是他们的行为方式、他们看待自己的方式，以及他们所维护的价值。” 而美国大法官理查德·波斯纳在《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中，就索性把几个世纪来的公共知识分子和活跃于美国媒体上的知识分子（或许也可以叫知道分子）嘲讽了一遍，气势并不亚于王朔当年对“知道分子”的揶揄劲儿。

在中国，崔永元曾这样谈论知识分子：“我把中国当下的知识分子分成三类：一类叫拍案而起；一类叫洁身自好；第三类叫随波逐流。从历史的角度看，最需要的是拍案而起的知识分子。我一直想做一个拍案而起的人，但是那样的人除了要有血性，还需要有知识。我认为我的血性足够，我的知识不够，我的知识储备不够，我说话不能那么隽永，不能那么深遂，但是起码我能拍桌子。”这段有力量的发声，是在社交媒体上逐渐传播开来被人知道的。

而陈丹青的另一段话，也让知识分子和知道分子感到意味深长：“我一直不承认我是知识分子，因为我没有接受过教育。然后我试图变成知道分子，我觉得能变成知道分子不容易……你们认为你们是知识分子还是知道分子？”

这种自省式的自嘲，就像伍迪·艾伦的电影，一边知识分子着，一边又嘲讽着知识分子。这是知道分子的智慧，也是知识分子的传统。或者说，更像一种智者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