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南部的安达卢西亚盛产海岸和阳光，以及雪利酒、弗拉明戈、火腿和tapas。

作为一位经营旅游公司的独立女性，塞维利亚姑娘罗拉·贝恩（Lola Peón）熟知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细节。她能带你去马拉加最美味的可可油条店、赫雷斯最好的雪利酒庄、塞维利亚最时髦的精品店；也能把你带入能够欣赏阿尔罕布拉宫融进夕阳的半山餐厅，欣赏格拉纳达圣山之上最野性的吉普赛式弗拉明戈，进入科尔多瓦最精美的阿拉伯浴室。而她之所以如此熟悉这片土地，是因为从骨子里来说，她更像一只闲不下来的塞维利亚无脚鸟——一直在风中自由任性地飞，至死方休。

年少时，罗拉比她任何一位兄弟都要文艺、任性，并耽于幻想。

出生于1973年的罗拉属于西班牙的“后弗朗哥”一代，亲历了这个国家变化剧烈的40年。她所经历的一切，都与她出生于1945年的母亲有着惊人的相似，又有彻底的不同。

罗拉的母亲出生于西班牙内战之后的一个小镇。外公拥有的那座小农场，让罗拉的母亲逃脱了挨饿的命运——那曾是塞维利亚人的普遍记忆。但这份幸运并没有持续很久。“我母亲八九岁的时候，外婆去世，母亲是家里三个孩子里最大的，亲人的早逝让她早熟，并自动承担起外婆的责任。”

外公再婚后，罗拉的母亲带着行李独自来到了塞维利亚，想以一名独立女性的身份留下来。“她开始学习，成为一名护士。为了能够独立并获得一个更好的未来，她白天学习，晚上上班，过得非常辛苦。但她并没有如愿成为一名医生，因为在那时的西班牙，一名女性想要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微乎其微。”

23岁时，罗拉的母亲遇到他未来的丈夫，她很快选择步入婚姻。“比起母亲，我父亲的生活非常简单容易，他来自于一个富裕家庭，长得不赖，学习和工作也非常勤奋。他用不着为了生计发愁，还是个学生的时候，他就是剧场和电影院的常客。”

作为一个资深电影粉丝，罗拉的父亲非常想让自己看起来像马龙·白兰度。而当他遇到未来的妻子之后，听到了这么一句不太甜蜜的叮嘱：“好吧。这就是你的新工作：让你自己像个男人。我不需要一个男孩，我需要一个男人。”

现实而独立的母亲，与文艺而浪漫的父亲，在这个家庭的几个孩子中得到了几乎对应的重现：“你能在我和我弟弟身上找到父母的影子。我是个工作狂，而我弟弟更喜欢脱离工作、干点儿他自己在脑子里捣鼓了很久的事情。”

虽然现在的罗拉是个工作狂，甚至在婚礼前的疯狂一周她都没给自己放过假，但让你想不到的是，在年少时，她比她的任何一位兄弟都要文艺、任性，并耽于幻想。

获得旅游业资格认证后，这个文艺青年放着手里的两份西班牙文凭不管，两手空空去了美国。

罗拉觉得，她从小就是个独立自主的孩子。“12岁时我就开始喜欢摇滚乐。14岁时，我就自己跑到马德里去看摇滚演唱会。我结识了一些同样喜欢摇滚乐的小伙伴，还把买到的唱片带回家听。父亲很快就喜欢上了它们。但我母亲依旧只喜欢古典乐。”

十六七岁时，罗拉就开始忙着干自己的事情。上大学后，出于一直以来对政治的关心和对音乐、写作和报道的兴趣，她选择了传媒专业。

20岁之前，她是一个投身于音乐、剧场、表演、写作的文艺青年，就像她的父亲。“我也学习了很久的音乐，我的第一个职业就是在马德里剧院里做音乐相关的工作。”然而，当20岁即将过去时，罗拉身体里属于她母亲的部分突然以压倒性的胜利崛起，让她丢掉幻想，脚踏实地，去思考未来。而在陷入现实与幻想的矛盾漩涡中时，她觉得自己迫切需要一种平静的生活。

“1992年，我遇到了很多在旅游行业工作的人。我本身就是一个很喜欢到处跑、认识外国人、接触新文化的人，这好像让我看到了某种生活的新方向，所以我开始学习旅游业的专业课程。但我的教授劝我，按照我的写作能力，我可能会成为一个很好的记者。我也想过成为一个记者，生活在各式各样的国家，发掘政治和战争之中的故事。但最后，我还是决定进入旅游业，去做一个能够接触更多国家与文化、推广自己的国家也更友好而有趣的工作。”

21岁时，罗拉大学毕业，第一份正式工作是在安达卢西亚一个电视台做编导。她同时还要完成旅游业的资格认证学习。“有两年时间，我都是在白天七点起床上班，晚上学习到半夜两点。”就像当年的母亲。

获得旅游业资格认证后，这个文艺青年放着手里的两份西班牙文凭不管，凭着长久以来对英语文化的热爱，两手空空去了美国。

“我去了美国加州，去了洛杉矶，去见识一个文艺青年想要见识的一切。在那儿，每天晚上都能去看演出，在电影院里总能找到各式各样的好电影，还能在各种有趣的地方遇到几个有趣的家伙。”然后，罗拉在ELLE杂志找到了一份工作，天天跟一帮美人混在一起。但待了一段时间后，她觉得美国人简直都是疯子。“那种浮夸式的浮华、表面热情下的虚伪，让你觉得难以忍受。”

在美国生活了不到半年，罗拉选择回家。

“所有人都在问我有没有工作经验，但我没有。尽管四处碰壁让人非常沮丧，我依旧不想只为了钱而投身某项工作。”

回到西班牙后，罗拉开始四处找工作。“所有人都在问我有没有工作经验，但我没有。尽管四处碰壁让人非常沮丧，我依旧不想只为了钱而投身某项工作。后来我成了一个不起眼的节目主持人，3欧元一小时——这份工资只够我用来付房租，想要吃饭，我就要再干一份活。”

罗拉兼了一份慈善机构的活儿，去各种地方救助需要帮助的人群。在其中，她与不少旅游行业的公司都有了接触。而她的认真与细心也让对方印象深刻。“不久之后，一个与我合作过的旅游公司的办公室有了空位，想请我去做这份工作。我当然热爱旅游业，但办公室却并不是我所熟悉的领域。要知道，我之前做的工作都是在大街上。而我也知道自己是个坐不下来的人。考虑再三，我还是接受了这份Offer。一年之后，我成了管理层。”

在这家公司做了6年后，罗拉决定换一份工作。“我想要学习一些新的东西，我去了当时塞维利亚最大的一家饭店，成为一名饭店管理者。那是一份非常有趣的工作，你每天都在遇到不同的人、见识不同的菜式、学习和实践新的管理方式。也就是在那家饭店，我遇到了很多一直交往至今的朋友。”

“我热爱旅游业，却并没有真正进入在路上的工作。所以我决定回到这个行业，去做点儿我真正想要做的事情。那时我已经31岁，已经离开旅游业3年时间。而现在，我已经在这个行业工作了超过10年。”

所有人都说，罗拉的性格更像她父亲。但她的兄弟总说她和母亲简直一模一样，并且越来越像。

在弗朗哥时期，罗拉的父亲生活得挺好，所以他不讨厌弗朗哥。“但对我母亲来说，情况完全不一样。女人无法受到教育，没有社会地位，只能待在家里履行母亲和妻子的义务。从我记事起，我就总是看到母亲在为一些事情抗争。每次我想问她要一些东西，她就会告诉我，可以啊，你可以用工作赢得它。而遇到一些困难，我向她抱怨自己不想再过这样的生活时，她会说，那你就尽你所能，去改变它。”

罗拉亲眼见证了西班牙的巨大变化，并且这种改变还在继续。“举例来说，新一代西班牙人就没有老一辈西班牙人那么笃信宗教。在过去40年间最大的改变是，每个人都有权接受教育。在弗朗哥时期，只有有钱人能够接受教育。在各项政策上，政府也更偏向富裕人群。现在早已没有了这种限制，西班牙人能够接触到世界上的各种资讯和文化，自由地选择自己的未来。”

对罗拉来说，没有一纸婚约的生活更浪漫。

10年前，罗拉在一个生日聚会上遇到了未来的丈夫——小她很多岁的弗朗西斯科。“那时候他还是个学生，学习法律，即将成为一名律师。聚会上，他只是个身无分文的家伙，而我已经是一家旅游公司的总经理。而现在他在塞维利亚市政厅工作，能赚我的两倍多。”在遇到他之前，罗拉交往过一个音乐家男友，跟弗朗西斯科完全是两种类型。“弗朗西斯科是个非常严肃的人，总在12点前睡觉。我之所以被他吸引，有一部分原因是，他与我之前的男友完全不同。我不想找一个跟我一模一样的伴侣。我是一个稳定不下来喜欢冒险的人。如果找个同类，生活很可能会失控。而弗朗西斯科就是能让我稳下来的人。如果你在聚会上让他别想那么多啦，继续喝一杯，那么他就会义正辞严地拒绝你，然后继续跟你讨论他刚才正在计划的‘未来生活’。”

同样，弗朗西斯科也需要罗拉，因为他总是忧心忡忡。“他总是需要我来告诉他‘别想那么多啦！就当明天是你这辈子的最后一天！’”他们的政治观点完全一致，一样喜欢旅行，喜欢美食，喜欢音乐——弗朗西斯科对音乐的喜爱，就是罗拉一手培养的。

他们在一起十年，感情稳定，彼此相爱，却一直没有结婚。

罗拉并不是相信婚姻的人。她无法长久地让自己安定下来。她告诉每一个有意和她一起生活的人：“如果你可以接受我到处漂来漂去，那么你就接受。如果你接受不了，那我们就散伙。”对她来说，没有一纸婚约的生活更浪漫。

但弗朗西斯科却是个热爱婚姻的人。只要他身边的任何人结婚，他都会特别兴奋。“所以我问他，你想要结婚吗？他就摇头说不，我不需要。然后他又说，也许订婚不会让你觉得失去自由。于是我回答他，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可以接受结婚。他对此的回应是，如果你觉得订婚也会让你失去自由，那么我们还是不要结婚了。我不想勉强你。”

在2013年，他们在罗马度过十周年纪念日时，弗朗西斯科问罗拉愿不愿意跟他结婚。“我说愿意啊，但是戒指呢？他笑着说，不，不，等你答应了，才有戒指。我说，那我不同意。然后他就掏出了他准备好的戒指——他准备了两年的戒指，在他筹备了两年的求婚地点。”

“我一生都会为我的故乡抗争，我需要知道当下正在发生些什么，我的税都用来干了什么。我需要知道政府所做的每一件事，去决定我该投票给谁。”

就这样，罗拉决定嫁给一个非常典型的强迫症患者。

现在，这对新婚夫妻住在一个建于1928年的老房子里。“当然，在结婚前，为了这场婚礼我们要好好地准备一下。所以，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我每时每刻都在听他纠结于各种不同的家具、油漆、餐具、玻璃杯、窗棂的颜色……他就像个新娘子一样焦虑所有事情。他会每隔十分钟就问一下刚才问过的问题，而每一个问题他都要用对我的昵称作为开场：‘嘿，我的生命！’”

天生对于“不确定”有偏爱的罗拉，却对弗朗西斯科这种频繁爆发的强迫症毫不在意。因为她欣赏他的人格。“他是一位时刻在为所有人的权利抗争和奔走的律师。遇到不公的事，我们都会选择共同抗争。”罗拉一直不掩饰自己对政治的喜爱。“对我来说，政治并不仅仅属于男人。在西班牙，大多数人都不喜欢政客，但他们关心政治。我一生都会为我的故乡抗争，我需要知道当下正在发生些什么，我的税都用来干了什么。我需要知道政府所做的每一件事，去决定我该投票给谁。”

现在，对罗拉来说，最好的时刻就是回到家里，随意地放下头发，看弗朗西斯科瘫在沙发上耍懒。“然后我们就会互相顶嘴，争论他的懒病是不是病入膏肓。有些时候，我更像个母亲，而他更像个孩子。”

新婚第一年，罗拉依旧处于工作狂的状态。“这一年我基本在国外，去了十多个国家。最喜欢的是我一直想去的印度尼西亚，整个国家充斥着冲突、碰撞、美食、有趣的家伙，以及充满野性的自然。”但迄今为止，罗拉最喜欢的一个派对仍然是她的婚礼。“所有我爱的人都聚集在了一个地方，没有比那更幸福的事情。一直到现在，我对婚礼纪念日都没什么规划。我们已经在一起十年了，不管结不结婚，面对的都是一样的问题，拥有的都是一样的共通点。所以，我想，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可能就是在海滩上一个放松的周末，这样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