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斯的影响力，尤其是对中国经济学人的影响力，当比他长寿的生命还远为长久。”

102岁的罗纳德•哈里•科斯于美国时间2013年9月2日去世后，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如此感慨。

科斯本人如果在天有灵也许也会备感意外：他的离去，在他从未到达过的中国，引发一场声势浩大的追思——从经济学家到温州民营企业家，不计其数的人无法平静。张维迎、张五常、周其仁等著名经济学者纷纷加入哀悼潮。

科斯，这位世界上活得最久的诺贝尔奖得主，被认为是法经济学、产权经济学以及新制度经济学的鼻祖。凭“非理性”的情结，他将人类未来寄希望于中国。“为中国奋斗，就是为世界奋斗。” 他在2008年的芝加哥会议的闭幕辞中说。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记得，当时听到这句话，“自己的心都颤抖了”。

科斯坚持一生的经济学方法论是：解释真实世界里发生的事实，而不是用一套逻辑体系高度抽象地刻画经济世界。

“他斜躺在病床上，已无法说出话，只是在笑。你不知道，科斯先生的笑，特别迷人。”这是科斯中国助手王宁对科斯最后的回忆。

科斯离世前几天，老人的三位旧朋友在医院聊起年轻时的科斯：喜欢看歌剧、芭蕾舞，与友人在酒吧聊到凌晨三点。一旁的王宁惊讶不已。他们描述的这个年轻科斯，跟他所认识的，相差太远。王宁成为科斯助手时，科斯已经87岁。王宁记忆中这些年，科斯几乎没有请过朋友到家里吃饭，“连电话本都没有”.他和陪伴了他80年的伴侣玛丽安，过着平静、规律的晚年生活。

1932年，科斯和玛丽安相识，并在5年后结婚。80年来，两人相互敬慕，从未有过争吵。因妻子身体不好，科斯一直没实现中国之行。2012年，在妻子离世后，科斯的身体突然全垮了。王宁等人想安排他到中国散心，体检结果没问题。但意外还是发生了。

“偶然”——科斯用这个词诠释命运。1991年他在为诺贝尔奖基金会撰写的自传中写道，“感谢那些生命中的偶然，它们塑造了这样一个我。”

1910年，科斯出生于英国伦敦市郊。少年科斯患有腿疾，腿上甚至需要绑上支架才能行走。邻居都劝他放弃学业，而科斯却顺利进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偶然”地念了商科。

大学四年，他并不崇尚权威和流行。据科斯生前回忆，同时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任教的新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和当时已发表《通论》的凯恩斯对他的影响并不大，“大学时光最大的收益来自和同学的讨论以及自己的思考”。

大学四年级，他到美国工厂和企业参观的经历，让他在1937年发表了其代表作之一的《企业的性质》。

科斯没出几本书，他的代表作是两篇著名的论文。一篇是27岁时写下的《企业的性质》，另一篇则是20多年后写的《社会成本问题》，这两篇文章使他获得199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会的颁奖词是“阐明了交换成本和产权在经济组织和制度结构中的重要性及其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由此，科斯也被认为是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

科斯热爱事实胜于雄辩。他相信在“接地气”的调查中，更能掌握事物发展的真实规律。比如他曾详细调查和研究了英国的灯塔制度，随即撰文《经济学中的灯塔》，通过列举事实来引出自己的观点：灯塔的建造可以由私人提供。反驳了萨缪尔森等经济学家想当然地认为灯塔应该由政府提供的看法。

在张五常眼里，“科斯对当时盛行的好些理论漠不关心”。科斯把主流的经济学称之为“黑板经济学”，他认为大多数经济学家只是在黑板上画道道，并不知道这些曲线实际代表什么。而他坚持一生的经济学方法论是：解释真实世界里发生的事实，而不是用一套逻辑体系高度抽象地刻画经济世界。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张军认为，科斯理论不存在一个抽象的逻辑框架，这也造成他得诺奖在经济学界引起很大争议。跟主流经济学的疏离，让科斯显得格格不入。这位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老人，退休前的最后一个任教职位，是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担当法学教授。

“遇到不同意见时，科斯会很坚持，甚至有些倔强，但他总是口气温和，像英国绅士般优雅。”

接受《新周刊》记者电话专访时，王宁感叹，人们忽视了科斯“道德上的伟大”。

“人不仅自利，也有仁慈的一面。”跟主流经济学对“理性人”的假设不同，科斯认为人性是可塑的，他尤其强调人的宽容性。“人对异己思想的宽容，非常重要。”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科斯提倡“思想市场”——思想可以相互竞争，但持不同思想的人不需要互相杀戮。

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科斯与群雄辩论的故事。张五常曾撰文回忆：1960年，近二十位“经济学史上最精彩”的学者，和科斯一起在戴维德（芝加哥经济学派的中坚人物）家中晚餐。晚餐后，科斯问：“工厂污染邻居，要工厂赔偿给邻居吗？还是邻居赔偿给工厂要求减产呢？”全部人反对科斯的意见。辩论三个小时后，牌局重洗，最终，所有人都同意了科斯的看法。

辩论后，科斯写下了《社会成本问题》。这篇论文引出了后来被经济学家总结为科斯定理的重要命题：产权是法律界定的，法律界定的产权无论有效还是无效，从某种意义来讲都不重要，只要这些权利是可以交换的。

三小时的辩论，科斯从未咄咄逼人。“遇到不同意见时，科斯会很坚持，甚至有些倔强，但他总是口气温和，英国绅士般优雅。”王宁说。盛洪也称科斯为“谨慎淡泊的儒雅绅士”。

这几天，王宁无法不回忆科斯。“他简直是有意识地逃避名利。”王宁感叹科斯并不关心周围人对他是否定还是捧赞。王宁回忆起好多故事：科斯离开伦敦经济学院时，学院为了挽留他，给了他学院唯一的讲座教授名额。但由于对社会主义化的英国缺乏信心，他坚决去了美国的水牛大学；哈佛大学曾请他做访问学者，面对荣誉，他再次拒绝……

2008年前，他曾对王宁说：“NEVER GET OLD（永远不老）。”当时他那微笑的神态现在改成这样了：跟当年伦敦市郊的小男孩并无二致，“我经常独自一人，但我从来不会感到孤独。当我学会走国际象棋，我总是很高兴依次扮演每一位选手的角色”。

2012年，101岁的科斯与王宁合著的《变革中国》出版。这个老人在生命的末端，仍然拥有强大的精神活力，正好印证了算命者的预言——科斯11岁那年，遇到的一位骨相学家断语说：“你不会像体弱多病的鱼儿一样随波逐流，你享受拥有相当大精神活力的感觉。”

科斯承认：“我对中国的感情，不是理性可解释的。”

虽然终其一生也没有踏上这片东方土地，科斯的逝世却在中国经济学人圈掀起了讨论的波澜。“科斯的离去，支持者会因此而痛心，反对者会因此而失落。”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周业安点出科斯在中国的微妙地位。

他觉得此现象“异常滑稽”：支持者拿着科斯的理论来为市场化改革提供指南；而反对者认为科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是西方世界策划的一个赤裸裸的阴谋。科斯已经不再是学者科斯。他在中国成为脸谱化的两个人：一个是市场化的精神领袖，一个是颠覆计划经济的幕后黑手。

尴尬的是，王宁眼里的科斯“从不盲目信仰任何一个理论派别”。当有中国学者称赞科斯“对中国影响很大”时，科斯说道： “有没有我，中国都会发展。”科斯本人也从没用过“科斯定理”的说法，这个词是他同事斯蒂格勒总结的。科斯定理使得科斯的思想易于传播，但是科斯本人不完全认同这种定理形式。

无论如何，科斯的中国忠实拥趸者太多，其中还包括一批民营企业家。2008年，浙江企业家代表团拜访科斯。当科斯问到，温州为何能摆脱低劣产品之乡的帽子、生产出很多高质量的产品时，一位企业家回答：“这恰恰是您的科斯定理所能解释的。您讲过，只要产权明确，资源将最终会有最优化的配置。温州正是因为产权关系明确，所以资源配置的速度非常快。”

“科斯定理”被介绍到中国后，对中国学术界及中国改革开放产生深远影响。无论是包产到户、支持私营企业回归，还是实现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中国30年来的经济发展现象几乎都可以用“科斯定理”来解释。

科斯很愿意结交中国经济学家。他称，张五常最了解他的思想。1967年到 1969年，张五常与科斯在芝加哥大学朝夕论剑。1982年，科斯劝说张五常回到香港大学任教，“用中文解释经济制度的运作”。科斯在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演说中多次提到张五常对新制度经济学的贡献。张五常的《卖橘者言》，把科斯首次引入到了汉语世界。2008年，张五常写《中国的经济制度》，“给科斯一个人读的，他满意，我开心，其他的人怎样赞赏或批评我无动于衷，一并懒理”——这种旁若无人的态度，倒也跟科斯接近。

2008年及2010年，科斯两次拿出诺贝尔奖奖金，在美国召开中国经济改革研讨会。而许多中国青年学者，都感恩于科斯的“平易近人”。据说百岁高龄的他经常会认真阅读名不见经传的中国年轻经济学家的文章。而盛洪回忆自己在芝加哥时，每个礼拜都要向科斯讨教，而每次竟然“都是他登门来我办公室”。

在盛洪看来，科斯对中国的确有特殊情结——他对西方世界有某种失望，转而寄托于中国。科斯对战争极其厌恶。一战时，他父亲在埃及打仗；二战时，他经历了伦敦轰炸。“眼见西方文明毁于一旦。”2008年美国经济危机，周遭都在为大萧条而绝望。科斯淡然，“你们都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萧条。”

“人不是理性的。更准确地说，人是愚蠢的。”战争让科斯坦然面对人性的弱点和阴暗面。

而同样是这一百年，从小读过《马可•波罗游记》、对中国充满神往的科斯，看着“中国像一只凤凰从火灰中飞起来”。 科斯承认：“我对中国的感情，不是理性可解释的”。

“他对中国人有偏爱，认为炎黄子孙是个伟大的民族，总有一天要回到他们应该站的位置上。”张五常说。“西方人还住在山洞里，中国已经有文明了。”王宁觉得，科斯每次描述中国，口气都不同寻常。科斯甚至将“自亚当•斯密以来停滞不前”的经济学未来，也寄希望于中国经济学家。

“以爱传世是多么美丽的故事。”张五常在自己为科斯而写的悼文结尾写道，“我肯定科斯会名留中国青史的原因，是他对中国衷心的爱，和对中国人的真诚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