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天津开会，主题是“低碳城市”和“低碳生活”，坐我旁边的特里来自美国加州，曾任该州的能源和环境局高官，据闻是前明星州长阿诺的竞选左右手。主办单位的朋友悄悄告诉我，老马，本来坐在你旁边的应该是阿诺，可惜他去了拍戏，来不了，否则你便可跟他拍照了。

拍不拍照完全无所谓。我一不参政，二不做生意，不需要在办公室墙上贴满跟权贵高官的大头合照。我办公室里有的，除了家人照片，就是林青霞的香港书展演讲照、李敖的签名和题字鼓励、南方朔和高信疆的照片、鲁迅的“恶搞照”（有人把他的大头贴在网吧背景上，嘲讽如果他活在今天，也会酗网），就没有其他了。一见高官权贵的皮笑肉不笑，即感恶心，避之则吉，把其照片贴在墙上简直于我是酷刑。

可是我这回又确有若干遗憾没法跟阿诺同台。因为他和史泰龙说到底曾是我在少年时代的雄性偶像，健硕、阳刚，完全是我欠奉的性质。如果有幸站在他身边，不一定合照，但肯定会偷偷问他，为什么早前爆出来的女佣绯闻如此搞怪？世上是否所有健硕男士的审美品位都如此低劣？是否只求窝边草吃得方便，完全不理会窝边草的口感和营养？且看阿诺如何回答。

至于他的左右手特里，果然是竞选策略高手，即使如今不从政，亦在演讲的一言一语里透露了选举味道。他发言时先多谢主办单位这个那个，然后，感谢两位现场翻译人员，称赞她们 well done。发言时，又忽然问在座有谁年龄在35岁以下，请举手；再问， 35岁的人有几位觉得自己可以改变社会，又请举手……简直像在做美国流行的 town hall meeting 政见会。

好了，轮到我发言了，我只好用港式幽默做开场白：“我跟特里一样很感谢两位翻译员，但，你们的真正挑战现在才来临。刚才你们把字正腔圆的英文翻译成字正腔圆的汉语，很困难，可是如今你们要把我带着浓重广东腔的汉语翻译为字正腔圆的英语，更困难。希望你们成功，也祝你们好运，如果你们能够把我的发言翻译为带有广东腔的英语，便有一百分。”观众狂笑和狂鼓掌。在笑声和掌声中，我开始发言了。

这回开会，主题跟低碳城市有关，也涉及城市生活状态。主持人抛给我的第一道问题是，为什么城市人总是不快乐？

这可难不到我，因为我也曾有一阵子以为自己很不快乐，但原来，假的，世上不管你住在哪里，城市也好，乡村也罢，只要去找，总能找到不快乐的理由，但又明明存在着许许多多其他值得快乐的理由。问题只是，你到底想用眼睛去看什么理由；你，到底希望自己快不快乐，总可以选择。

所以城市人并不比乡村人更不快乐，只不过，城市人比乡村人更容易“认为”自己不快乐或误信自己不快乐，因为城市资本运作必须刺激消费，企业营销广告不断替你洗脑，唯有消费其商品你才快乐；反过来便是，一旦欠缺了什么什么你便“应该”不快乐。你被“植入”了“不快乐”的想象元素，而到最后，有些城市人竟然变态到为自己的快乐感到内疚，一方面觉得不快乐才是“常态”，另一方面觉得必须把不快乐的情绪予以处理（透过各式各样的消费、治疗、辅导等），甚至，整天担心自己患上忧郁症，焦虑不已，怕东怕西，形成了“对于忧郁症的忧郁症”。

所以我在发言中引用美国作家冯内古特《第五号屠宰场》的小说对白。书中男主角被外星人绑架，他问“为什么是我？”，外星人不屑地回答：“这真是一个地球人的莫名其妙问题啊！为什么不能是你？你们地球人很奇特，我访问过三十多个有人居住的星球，读过几百份关于宇宙生物的研究报告，最后发现，只有地球人这么关注自由意志问题，只有地球人这么关注自己自不自由。”

也就是说，只有地球人这么把“我”放在一切事物的前头。

城市人，一样。当城市人过于关心快乐，自会易感不快乐；忘了快乐，反会快乐。“城市人为什么不快乐？”往往只是伪问题，在什么地方生活便过什么日子，城市人，用平常心过活，总有自在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