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横滨于10月8日举办了中日韩艺术杂志主编会议，讨论议题是“灾难与艺术”。还记得3月11日那天，我在上海做的“自然与现代形式”展开幕，介绍艺术家时，突然找不到两位日本女艺术家了。原来那天日本发生地震及海啸，她们是去给亲人打电话的。

“灾难与艺术”，我们更多是在好莱坞的灾难片中看到，讲述人类与灾难的抗争或者视觉上的灾难形象，在中国当代艺术中却很少涉及。中国曾经诞生过“大禹治水”的传说，中国人更愿意讨论人如何通过建立一些工程或宣传救灾英雄，来应对自然灾难。在中国哲学中，道家强调人类要与自然建立一种和谐关系，这与现代生态哲学是一致的。但中国的美术不愿意直接表现灾难的画面，而是更愿意表现一种理想化的自然主题，比如水墨画中的山水花鸟等。

2008年四川汶川也发生过一场大地震，这场地震使灾难与当代艺术发生了密切关系。我在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的第二个星期曾经到过那些被地震毁灭的城市，说实话，灾难现场给我的感受是双重的：一方面，我为死去的人们和国家的灾难感到难受；另一方面，地震现场在视觉上却让我觉得有一种毁灭后的美感。我很难形容这种感受，汶川大地震对灾区的打击是毁灭性的，到处是废墟，但看起来不像是真实发生过的现场，倒更像是一个好莱坞灾难片的拍摄现场搭出来的逼真电影场景。

这可能是现代人的视觉意识受电影的影响，他们无意识地从灾难中感到一种超人的自然力量，所以除了为死者悲伤外，同时感到一种毁灭美。这种感受跟古人崇拜自然神的心理是一样的。他们没能战胜自然灾难，却因此将自然的力量上升为巫术或宗教崇拜。我刚到四川的地震废墟现场时，感觉很像二战时期柏林大轰炸后的景象；在电视上看到的日本海啸画面，跟好莱坞的灾难片画面也极其相似。但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人类要用高科技的虚拟视觉技术在电影上再现灾难的景观？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一些中国艺术家以艺术的方式参与了灾后生活。2009年我策划北京798双年展，就邀请了两位以汶川大地震为题材的艺术家。一个是成都的建筑师刘家坤，他为一个年仅13岁的女孩设计建造了一个微型个人博物馆。这个女孩在地震时舍身救人，建筑师收集了她生前所有的衣物，在以她名字命名的微型博物馆展出。另一个是上海艺术家原弓。地震之后，许多灾民的生活陷入困境，不少人靠从废墟的水泥柱中挖钢筋当工业垃圾卖掉为生。原弓收购了他们挖出的钢筋，连同一些水泥残骸，以及在灾区收集的各种抗震标语，做成一个装置作品。这两个作品都属于为灾难中的死者或幸存者祈福的作品。更多的艺术家则参与了艺术品的慈善拍卖捐赠，像蔡国强等人。

当代艺术家界也参与了与灾难有关的公共事务。汶川大地震夺去了灾区很多正在上课的学生的生命，他们的死难原因引起质疑，认为是校舍的抗震性不够，才导致这么多学生死难。一些艺术家参与了针对伤亡学生的民间调查。这是艺术家以艺术家身份参与公民社会建设的一个例子。

自然灾难自古至今都影响着人类的文化心理。它不仅影响了人类对自然的哲学认识和道德经验，也影响了人们的审美意识。中国及东亚其他国家的文化传统是以自然观为基础的，进入现代社会后，这些国家的文化艺术的症结是要解决“自然的现代性”问题。西方的工业社会和现代艺术建立在现代工业破坏自然的平衡上，以征服自然为目的，并造成人的内心不能跟自然建立一种亲近的关系。直到二战以后，西方才逐渐建立了生态哲学及其艺术。

由于上一世纪在工业、政治和经济上的落后，亚洲忽视了自身传统中有关自然的有价值的遗产，艺术上也不再关心与自然的关系。事实上，亚洲传统对自然有着比西方更深刻的理解，因此，亚洲的艺术观念和审美形式要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现代自然的感受，灾难体验及哲学认识也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