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作家莱昂内尔·施莱弗写过一本熊孩子养成笔记：《凯文怎么了》。笔记的叙述者是博学毒舌的女文青伊娃——熊孩子凯文的母亲。

走高冷路线的伊娃是个周游过世界、有钱有闲、看起来信奉平等主义、自认品位卓越的美国白人。她婚姻美满，生活幸福，却并不想成为母亲。她觉得自己的生活还没过够，更不想就此成为一个更年轻而精彩的生命的陪衬，她害怕变成站在门口送别的那种人——“邋里邋遢、身材臃肿——当背包被塞进汽车后部的行李厢时，挥手再见，递着飞吻。在渐渐远去的汽车的尾气中用围裙的褶边擦眼睛，转身怅然若失地插上门栓，站在水池旁边洗寥寥无几的盘子。”

但因为丈夫想要孩子，她还是选择了生育。在怀孕之时，她就已经开始厌恶。她看到瘦削时髦的自己胖成了一头母猪，生产则是“硬是把一个西瓜大的东西从宛如浇花水管那样狭窄的通道里挤出来”。对她来说，头生子凯文带来的压根不是充满希望的未来，而是笨拙、尴尬，以及受苦和挫败。

这种带着冷漠的仇恨似乎钻进了伊娃的子宫，主导了凯文的整个意识。婴儿时期，他不间断的尖叫几乎将伊娃逼疯。儿童时期，他有意识地随时随地进行排泄，并在伊娃愤怒地清理时冷笑。少年时期，他漠视来自伊娃的一切关心，并逮住每一个机会对她的任何观点加以嘲讽。他还擅长挑拨离间——他嫁祸给母亲，同时扮演父亲的乖宝宝。

伊娃被凯文折腾得心力交瘁，却神奇地想拥有第二个孩子。于是她充满爱意地生下了温柔可人的小女儿——西莉亚。在西莉亚这里，伊娃是一个非常称职的母亲，温和、耐心、把孩子当作平等的朋友——与对待凯文的方式完全相反。于是凯文妒忌了，憎恨了，除了折磨伊娃，还学会了在学校里栽赃、在课堂上陷害、在桥上往高速行驶的车辆扔砖头……然后，他弄瞎了西莉亚的一只眼睛。

由于聪明绝顶而冷漠至极的凯文演技绝佳，父亲富兰克林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的儿子。富兰克林并不是没有感受到任何邪恶的端倪，他只是把凯文当作无辜、懵懂，甚至缺智的孩子，而非与他一样具有思考与选择能力的成人。伊娃虽然讨厌凯文，却明白：“孩子像是一个敏感的雷达，能够探明成人到底是真正感兴趣呢，还是装得感兴趣。每次凯文幼儿园放学之后我都要问他，一天都做了些什么。甚至五岁的时候，他就能听出，其实我根本就不在乎他到底做了些什么。”

婴儿的信任感是父母信仰的反映，自主感也是父母作为自主者尊严的反映。

故事的结局很黑暗。16岁的凯文用弓箭在学校里制造了一场屠杀。去学校杀人之前，他已经在家解决了父亲和妹妹——他的剑术是富兰克林一手培养起来的。他没有杀掉看似最讨厌的伊娃，反而在入狱后的公开采访中替她说话。而当伊娃被公众舆论和法院齐虐，失去了曾经拥有的一切，终于不再对所有事都冷嘲热讽，并对凯文有了真正的感情之后，她用真切的关心问自己的儿子，为什么要制造这一切？已经入狱两年，即将转向成人监狱的凯文回答：“我以前觉得我明白，现在不那么确信了。”

凯文虽然是个虚构角色，却有坚实的理论基础。按照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克·H.埃里克森的理论，为了能够实现自主性的成长，婴儿必须相信他对自己和世界的信仰不会受到诸如选择、占有和排除这一类强烈欲望的危害，只有父母的坚定性才能使儿童免受不成熟的辨别和拘谨的不良后果的影响。

婴儿的信任感是父母的信仰的反映，自主感也是父母作为自主者尊严的反映。“因为不管我们照料得如何细心，儿童基本上总察觉到我们是作为一个慈爱的、合作的和坚定的人而活着，同时也会觉察是什么使我们变得可恨、焦虑和内心充满矛盾。”不要以为孩子没有思维、不会思考、没有理性观念，更不会有明辨是非的能力，他们就是什么都不懂的人形饭袋。凯文的冷漠、聪慧与憎恨，毫无疑问来自伊娃情绪的投射。而凯文身边那些愚蠢好骗、不思考易操纵的朋友，则恰好是凯文父亲形象的投射。

熊孩子之所以被养成，脱离不了的真理是“理性培育”的缺失。

与凯文类似的是电影《大象》中的校园狙击手。这部片子以另一位压抑少年的视角，展现两位决意在校园大开杀戒的少年枪手。电影根据真实的格伦拜恩校园枪击案改编。不同于凯文的恨意主要来自家庭，枪手埃里克·哈里斯和迪伦·克莱伯德的恨意则来自对现实的不满。

精神病患者哈里斯和抑郁症患者克莱伯恩都看不惯枪支法案，沉溺于暴力游戏，喜欢剖析西方文明之恶与人心之黑暗的《现代启示录》，能够背诵KMFDM乐队《枪之子》的歌词：“烟雾翻腾，谁人之咎？狗屎大脑，天生杀戮。”

不断转校的哈里斯和不受欢迎的克莱伯恩认为自己的声音不被听见、自己的想法不受重视。他们早已在过于庞杂的各类信息中找到他们想要的理论，并以此不断丰满偏执的人格。他们一刻不停地在流行文化的泡泡里幻想成名——他们不想成为小人物。他们荷枪实弹，将打破庸碌现实视为一场战争。

整个枪击事件最为荒诞的一幕是，当这两位已经被确诊为患有精神疾病的孩子穿着迷彩服、满身枪械地走进校园时，没有一个人觉得他们是来真的——有什么呢，他们只有十几岁，他们都只是个孩子。

如果说凯文这样的校园杀手还有确切的憎恨对象，那么在《发条橙》里，主人公之所以能脱缰般将少年之恶洒向世界，是因为在当时的英国，未满18岁的少年犯都会推迟到成年后再审判，不用为任何破坏行为负责。这些“被当成孩子”的少年，开始肆无忌惮地用新爱德华风格的时髦服装、各种鞋底厚重的靴子以及奇怪发型，自动归类为泰迪男孩、mods党、光头党或rocker党——他们不是在街头挑衅看起来好欺负的路人，就是聚在一起打群架。《发条橙》作者安东尼·伯吉斯之所以写下这个故事，就是因为妻子曾在怀孕时被街头流氓袭击并导致流产。

当然，《发条橙》式的熊孩子有它特定的社会背景：在战后萧条混乱的经济环境、失序贫穷的社会背景里，成人尚且无暇自顾，孩子也就乐得野蛮反叛。这与《上帝之城》中那些还没到十岁就拿起枪来杀人的孩子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在一个失序的社会里，理性系统尚未完全建立的孩子，比成人更懂得如何将脱缰之恶施行得淋漓尽致。

在分析反社会人格成因的美剧《犯罪心理》中，塑造过一个内心挣扎的潜在性连环杀手——这位少年看起来瘦弱清秀，却沉浸于以各种血腥方式杀害妓女的偏执幻想之中。而与此同时，健全的理性思维告诉他，这种不正常的欲望会在让自己获得满足的同时，对无辜者带来伤害。最终，在理性与失序的斗争中，他选择自我毁灭——“为了不让别人被我杀掉，我只好杀了自己。”

这种黑暗之心与正常社会性的后天重塑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也是《嗜血法医》的主题。故事主人公德克斯特曾在4岁时目睹母亲被残忍杀害，在他的成长过程中，虽然养父哈利从未放弃重建他的伦理与情感系统，但德克斯特失衡的心理依然倾向于屈服黑暗的欲望。而象征着法律般绝对理性的警察哈利在发现这种杀戮欲望无法清除之后，为养子制定了一项绝对准则：不杀没有夺取过他人性命的人，只杀恶人——这位因巨大的心理伤害而堕入黑暗的孩子，在欲望的深渊中被理性约束并拉扯，成为一名向善而生的义务警察。

世间所有的熊孩子，都毫无悬念地由熊大人亲自养成。

一个关于熊孩子的真理是，他们都不怎么快乐。《四百击》用压抑的长镜头塑造了一个无处可去的12岁反叛少年，他在格格不入的学校、冷漠的家庭和陌生的印刷厂之间流浪。而他之所以只能在街头游荡，是因为他周围的成人，都没有能力处理好成人的问题。尚未学会心理防卫的孩子就像一面镜子，将这些问题简单粗暴地堆积于心灵之中，并直接影响到他们在社会环境中所作出的行为选择——逃学，撒谎，离家出走。然后，这些问题累累的成人又会简单粗暴地将孩子看作谈判筹码、权力下级、只需管教的失智者，以及毫无权威的弱势者，用冷冰冰的语言暴力与肢体暴力，将孩子进一步推离健全的心智与情感系统。

熊孩子之所以被养成，一个脱离不了的真理是“理性培育”的缺失。“他只是个孩子”是成为熊孩子的必要条件。当你不把一个孩子当作完整的独立思想体看待时，孩子也会觉得自己用不着拥有理性，不用为自己的举动负责，更不用考虑他人的感受——一个完全的利己主义者就此养成。随着个体的成长，理性并不会自然跟上，反而会成为越来越大的人格缺口，于是，在熊孩子的成人礼上，只会出现一个熊大人——那些插队者、占便宜爱好者、管得宽式独裁官、“弱有理”癌症病患，以及“只有我对”教会的忠诚教徒。

而你对他们并不陌生。因为世间所有的熊孩子，都毫无悬念地由熊大人亲自养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