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建龙称他8岁的儿子为“臭小子”，他眼中的儿子是个“好动、调皮，有自己性格特点”的小男孩，“再调皮再熊，也不过是个孩子呀”。

姚建龙是上海政法学院刑事司法学院院长。他长期从事预防青少年犯罪问题研究，现在也担任上海市法学会未成年人法研究会会长。工作原因，他接触过无数给社会带来麻烦的孩子，但提及“熊孩子”的说法，他显得格外谨慎：“首先要确定熊孩子到底是哪一群孩子。”

他认为，“熊孩子”这个词的出现，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社会的双重观念。“（熊孩子）过去主要是调皮、不听话的泛指，比如我小时候就很‘熊’，我儿子现在也是。但如今这个词已经从单纯意义上的顽皮，上升到惹是生非的概念了。”

的确，随着近年来不断爆出的青少年“辱骂殴打、强迫脱衣、拍摄裸照、持刀威胁”事件，现在人们谈起“熊孩子”，除了惹是生非的印象，还多了触犯法律的“问题少年”。

低龄儿童犯罪案例，正在引发学界的巨大担忧。

“现在的孩子成熟较早，建议刑事责任年龄提前。”

“10岁女孩电梯摔婴”、“9岁孩童火烧同伴”，一个又一个劲爆的新闻标题令人错愕，也激发出一部分网友“慈母手中线，勒死熊孩子”的戏谑式愤怒。

那些施暴闯祸的极端“熊孩子”，作为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不能成为犯罪主体。但行为上触犯刑法的“熊孩子”频频出现，令业界展开争论——是否需要为疑似有“反社会人格”的孩子将刑事年龄降低，从而修改相关法律？

在这个问题上，原本轻松的“熊孩子”话题，变得格外严肃。

上世纪90年代，英国曾出现过“小詹姆案”，两名10岁左右的男孩残酷虐杀了2岁的小詹姆，然后被逮捕。他们在审讯环节情绪失控，导致刑期一再推迟。对这个案例，中山大学心理学系教授高定国说，心理学上有一种人格障碍叫反社会人格，具体体现为缺乏同情心、冲动、难以自控等特征，“小詹姆案”中两名10岁孩童，应该算是典型的反社会人格案例。“这种情况不能以熊孩子的淘气来简单解释，而应该看到确实存在一小部分心理有障碍的青少年群体。”

目前，国内法律对反社会人格青少年人群的约束，一部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其中第44条规定，“对犯罪的未成年人追究刑事责任，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另一部是《刑法》，规定“14周岁以下青少年实施任何刑法禁止行为，均不负刑事责任”。

在中央政法委宣教室副主任陈里看来，两部法律对青少年犯罪的制约和打击过于落后，刑罚过轻，仅仅是劝服教育为主，起不到惩罚的作用。他提出对于暴力犯罪的青少年，该惩罚就得惩罚，该追究刑事责任就得追究刑事责任。“现在的孩子成熟较早，建议刑事责任年龄提前。”

对于“刑事责任年龄提前”，姚建龙极力反对。他认为如今的国民都患上了“全民性焦虑症”，并且坚持认为这是新媒体时代“孕妇效应”的结果——偶然因素因为关注多了，使人认定那就是普遍现象。“青少年犯罪就是典型的孕妇效应。未成年人‘熊’得过火，那不是犯罪，而叫犯错。”

国内刑事责任年龄划定在14岁，在他看来，这是经过较长时间的检验后保存下来的，有科学依据，不能看到极小部分反社会人格的孩子出现，就急于把刑事责任年龄降低，让那些未成年的孩子承担成年世界的惩罚，把那些本来只是犯错的“熊孩子”，真的当作“反社会人格”的成年罪犯。

“7岁以下儿童犯法都不叫犯罪，但法律要对其父母进行惩罚，因为你没有教育好孩子。”

国内还在为“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变动”吵得不可开交，国外一些发达国家，则已经调低了刑事责任年龄。

在日本，最初的刑事责任年龄最低点是16周岁，1997年，因为神户一名14岁学生接连杀害一名11岁男童和一名10岁女童，促使国会在3年后将刑事责任最低年龄从16岁降到14岁；英国将未成年人划分为不满10周岁、已满10周岁，以及不满14周岁和已满14周岁几个阶段，分别给予不同的减免处罚；而在美国，由于上世纪80年代受经济腾飞和社会发展的影响，美国的转型期发生众多青少年犯罪事件，各州均把追究刑事责任年龄降至10岁。

姚建龙更推崇的，还是英美两国在限制犯罪青少年方面所做的措施。它们目前施行的“恶意补足年龄原则”，除了10岁以下的超低龄儿童不适用，只要有证据能证明那些10—14岁之间的儿童，行为是出于恶意的，就可以把他们看作是年满14周岁而追究刑事责任。“这种原则比较灵活，既避免了10岁以下儿童的犯错行为被追究，也可以让那些确实有害社会的青少年受到法律的惩罚。”

“国外的法律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秉持两点核心原则，一是宽容不纵容，二是以教代刑。”姚建龙说，宽容不纵容，在“恶意补足年龄原则”上得以体现，而以教代刑原则，是中国需要学习和反思的一点。

他介绍，美国少年法庭在处理未成年案件时，其父母也要受到审判。“7岁以下儿童犯法都不叫犯罪，不受任何处罚，但法律要对其父母进行惩罚，因为你没有教育好孩子。

他曾用“养猪困局”形容国内目前惩戒低龄犯罪青少年的困境。“年纪小的时候没有合理的引导，只是喂养一些饲料了事，即使要惩罚，也得养大了再杀，养肥了再杀。”

“其实归根结底还是国人的禁锢思维，不足以对犯错青少年进行正确引导。”姚建龙说，中国的家长普遍存在抱残守缺思想，缺乏西方亲子教育的系统学习，所以在面对低龄儿女的出格行为时，只能选择拳脚相加或者放任了之。同时，国内法律在相关论述上也过于模糊。

据他了解，14岁以下青少年一旦触犯法律，首先放人，然后有三条路可以进行再教育，“一是严加管教，二是转送工读学校，三是进行收容教养”。

所谓“严加管教”，姚建龙说，自然是流于口头劝诫；将问题少年送工读学校的做法一般会遭到家庭反对；而在劳动教养废除之后，收容教育基本上名存实亡。三条路其实都不好走。“青少年司法机制如何完善，确实必须提上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