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出世的诗人：孟浩然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这首诗的作者孟浩然自幼饱读诗书，青年时为抗议朝廷黑暗拒绝科考，隐居于湖北鹿门山。中年后，他欲登仕途却屡遭挫折，在落寞困顿中终老田园。

对于孟浩然，有一种评价，称其“不甘隐沦却以隐沦终老”，甚至有人认为，他“一生孜孜以求地奔走于干谒求仕的道路上”。不过在学者叶嘉莹看来，孟浩然早年的隐逸并非故作姿态，从李白的一首诗中，也能看出孟浩然本就有风流浪漫、任性适意的一面。李白诗中写：“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

也许是害怕生命的落空，孟浩然中年走上了求仕之路。叶嘉莹认为，诗人也因此“放弃了自己所一向持守的隐，去追求另外一种仕的完成，最终仕隐两空”。我们有时也会猜想，倘若孟浩然当年真的做官，又能否适应官场生活？

最言情的诗人：王维

相对孟浩然的仕隐两空，叶嘉莹说王维仕隐两得：出身名门的他早年积极求仕，二十岁中进士，先后做过太乐丞、右拾遗、监察御史。然而一直做官的他却总有隐退之志，先后在终南山及辋川隐居。在辋川别墅时，他邀朋友吟咏酬唱，完成一组著名的写景五言绝句《辋川集》。

然而王维仕隐两得或许只是表象，叶嘉莹认为，在他内心深处，“一直有很多矛盾痛苦，只是他从不把它们真诚地表现出来”。开元二十四年，张九龄罢相，李林甫继任，社会渐趋黑暗，王维内心虽沮丧却不能与李林甫、杨国忠彻底决裂，一直处于矛盾与妥协中。

因不能做到全然的真诚，叶嘉莹觉得王维是介于名家与大家之间的一个人，钱锺书则说王维是二流诗人。然而不能否认，兰心蕙质的王维是一位涵泳大雅，擅长言情，比如那首《相思》——“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直到今天仍被传颂。

最有家国情怀的诗人：王昌龄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这首《出塞》是王昌龄的脍炙人口之作，表现了诗人希望早日起用良将平息战事，使人民过上安定生活的美好愿望。

王昌龄被后人称作“七绝圣手”，清代沈德潜称赞“龙标绝句，深情幽怨，意旨微茫，令人测之无端，玩之无尽”。然而，这位在世时被称为“诗家夫子王江宁”（把王昌龄比作诗歌中的孔子）的唐代著名边塞诗人，历史上对他的生平记载却非常少，《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中只有五十一字的介绍，《新唐书·王昌龄传》也不过区区九十八字介绍。后人只是大概知道，王昌龄一生坎坷，屡次遭贬：曾被贬官到岭南，后又被贬作江宁丞，天宝七年被贬为龙标尉，所以人们称他为王江宁或王龙标。安史之乱后王昌龄离开龙标，在安徽境内被刺史闾丘晓杀害，原因不详。有人猜测，王昌龄大概为人狂放、不拘小节，因而多次被贬官。而他的性格，也最终为他招来杀身之祸。

最浪的诗人：李白

也许再没有哪位诗人能像李白，赢得如此多的声誉：诗仙、诗豪、酒仙、谪仙、狂客。贺知章在读过李白的诗后说：“子，谪仙人也。”称李白是天上被贬谪下凡的神仙。诗仙李白确实张狂。他吹嘘自己年少时曾出手使剑，“手刃数人”。做翰林侍诏时，他当着皇帝的面伸出脚让高力士给自己脱靴子。他说“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世人大多只见李白的张狂，又有谁能真正欣赏甚至疼惜他的不羁与“飞扬跋扈”？也许，唯有英雄识英雄。好友杜甫曾写过一首《赠李白》，为李白勾画出一份传神小像：“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杜甫在诗中写李白求仕、求隐的失败。也许对李白而言，“痛饮狂歌”只是一种逃避，并不能抵消他壮志未酬、人生落空的悲哀。

763年，李白去世。有人说他是病死，也有人说他是醉酒后“揽月落水”溺死。一生喜欢以大鹏自比的诗人，在尘世挣扎腾跃一番后，寂寥陨落。

最晦涩的诗人：李商隐

被人称作唐代“朦胧诗人”的李商隐最有名的恐怕就是他的那些无题诗，“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个性教师夏昆在谈及李商隐时表示，怅惘哀伤的诗人大概将自己所有感情都灌注进这些无题的诗章中，它们“如一个上了锁的珠宝盒，当盒盖微微打开时，我们就能从缝隙里看见透出来的或清冷或温暖的微光，但是那盒子却始终无法完全打开，我们只好从这偶尔透出来的微光里，去感受无题的情愫、无题的绮丽”。

因为常用神话及想象写作，李商隐的诗歌素来难懂。梁启超就曾说自己并不解《锦瑟》《碧城》《圣女祠》等诗的文义。梁启超不解倒也正常，据说《锦瑟》素来有多种解读：有人称其为悼亡诗，有人说讲的是党争，有人说“锦瑟”乃一女子名，还有人说这是诗人感慨仕途不顺。

最敢言的诗人：韩愈

乱世中，有人用诗歌婉转表达自己悲苦的人生，也有人以文字对抗时势的艰危。和中唐很多诗人沉吟婉转的风格不同，韩愈的诗歌“奇崛险怪”，气势滂沱。韩愈曾和柳宗元一起反对六朝骈文，倡导“古文运动”。“古文运动”与其说是韩愈对文体的焦虑，不如说是对政治的焦虑。

韩愈的敢言让他遭遇了仕途的挫折：担任监察御史时，关中大旱，百姓饱受饥荒，韩愈上书请求减免赋税，却被贬为阳山令；举国崇佛时他写《论佛骨表》力劝皇帝不要过度沉迷，甚至说佛骨乃“枯朽之骨，凶秽之余”，应“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韩愈因此险些被杀，经好友力保，才得以从轻发落贬至潮州。

泪点最低的诗人：杜甫

把杜甫尽量向穷苦坎坷方向描述，几乎成了通俗文学史叙述的一大套路。我们习惯在“三吏”“三别”中与那个愁眉紧锁的杜甫相遇，体味诗人的愤懑与忧愁。然而如此解读杜甫，却有失偏颇。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说：“在中国诗歌传统中，杜甫几乎超越了评判。”诗人西川在谈及李白与杜甫时则表示：“李白的想象力来自海水、海市蜃楼，杜甫的想象力来自土地、土地上万物的生长与凋零。”

如西川所说，动荡时代中饱尝饥饿、伤痛的杜甫，不只写自己，他更关心人民大众，关心脚下的土地，他用诗歌表达对战争、叛乱的痛恨，对安定美好生活的渴望。梁启超说，杜甫是“情圣”，因为“他的眼光常常注视到社会最下层，这一层可怜人的那些状况，别人看不出，他都看出；他们的情绪，别人传不出，他都传出”。梁启超说，杜甫对于时事痛哭流涕的作品，差不多占四分之一。

最香艳的诗人：杜牧

《唐才子传》这样描述晚唐风流才子杜牧：“牧美姿容，好歌舞，风情颇张，不能自遏。”早年以《阿房宫赋》出名的杜牧，曾在扬州为官十年，足迹踏遍当地大大小小青楼。据说杜牧任职期满后，淮南节度使牛僧孺在饯别宴上拿出上千份写有“某日晚，杜书记宿某娼家，无事”的“报告”。多年后，杜牧写《遣怀》自嘲在扬州的往事：“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

有人说《遣怀》一诗是忏悔，杜牧虽写得风流，但并不下流。有人甚至认为，诗人只是在内忧外患的动荡衰败中，不得不放下“治乱兴亡之迹，财赋兵甲之事”的经世致用之学，让美酒佳人成为疗伤去痛的良药。

最辛辣的诗人：柳宗元

在早年的人生历程中，柳宗元可谓一帆风顺：士族出身的他年仅二十岁就高中进士，后得王叔文赏识，一路得到擢升。那时的柳宗元一定不会想到，自己原本灿烂辉煌的从政之路，会在三十二岁那年转向暗淡。

由于唐顺宗被废，王叔文集团遭到清算，柳宗元受到牵连被贬为邵州刺史，在赴任的路上，被加贬为永州司马。在永州待了十一年后，柳宗元奉诏回京，对这次被召，柳宗元本寄予了莫大希望，但他很快就被贬为柳州刺史，最终在柳州任上去世。

柳宗元不仅是诗人，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他还是伟大的散文家，在永州时他完成著名的游记散文《永州八记》。柳宗元的散文，无论是讽刺社会病态，还是控诉人间不平，均透彻精辟。在永州时，柳宗元还完成了《封建论》《非＜国语＞》《天对》等颇具哲学色彩的文章，他甚至在文中批驳汉代大儒董仲舒“淫巫瞽史，诳乱后代”，笔锋辛辣犀利。

最有同情心的诗人：白居易

创作出唐代叙事诗巅峰之作《长恨歌》的白居易将自己的诗歌分为讽喻、闲适、感伤和杂律四类。他在著名的《与元九书》中提到：“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谓之讽喻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

白居易积极倡导新乐府运动，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那首《卖炭翁》可以看出他对百姓疾苦的无限同情。白居易十分推崇杜甫，主张以诗歌为正义与弱者呼喊，在他的很多诗句中都能看到杜甫的影子。比如杜甫写“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白居易有“不然当时泸水头，身死魂孤骨不收。应作云南望乡鬼，万人冢上哭呦呦”。

白居易从政为官几十年，一直沉浮坎坷，晚年的他过起隐居者的生活，但作为官员的白居易却做到了“为官一任，安民一方”。比如在任杭州刺史时，他率众挖湖筑坝提高西湖水位，灌田千顷。离任时，面对前来送行的百姓，他写诗：“唯留一湖水，与汝救凶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