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政纯办”成立时，洪浩、萧昱、冷林都是40岁，宋冬39岁，刘建华43岁。在单打独斗的黄金时期，他们选择组成男团。现在，每个人的年纪都加了一轮。名气大了，房子大了，孩子也大了，在一起的决心却更坚定了。问他们什么时候结束，宋冬说：“除非肉体不在了吧。”

五位中国当代艺术家，在四个城市分居，在一个艺术小组合体，“我”供养着“我们”，“我们”滋养着“我”。洪浩、萧昱、宋冬、刘建华、冷林（按身高排列），12年来相聚于政纯办——政治纯形式办公室。2017年7月，他们相聚于深圳华·美术馆，“用我们的红包，换你喜欢的蓝色”。

与展览同题的新作延续了政纯办对集体的思考，他们将发红包视为集体中互相激荡的现象，类似小时候玩丢手绢一样。展厅中，用红包换来的近千件蓝色私物从地面延伸至天花板，是真正的“一蓝激起千层蓝”。

这是政纯办第九个个展，第N次集体生活。2005年，政纯办的第一个展览叫“只有一面墙”。其后五个人组成了一个集体，时常一起吃饭、聊天、旅行、工作，并由此不断生发出想法、作品和情谊。12年后，他们集体创作的11件（组）作品占据了华·美术馆三层楼的展厅，不变的仍然是最纯净的“政纯蓝”。

宋冬说：“我们是为了纯形式而工作的人，政纯办是五个人在一起慢慢形成的精神产物。我们不用天天在一起，但老不在一起又想在一起。为什么到深圳来做展览？除了华·美术馆对政纯办的认同，除了深圳是桥头堡，还有一个原因是萧昱住在深圳，冷林住在香港。”

刘建华回忆小组的交往说：“三四年前他们四个都还在北京，基本上是我从上海去北京多。约一下大家都在的话，我就会去。有展览就讨论一下方案，没展览也要聚一下。”

2005年政纯办成立时，洪浩、萧昱、冷林都是40岁，宋冬39岁，刘建华43岁。在单打独斗的黄金时期，他们选择组成男团。现在，每个人的年纪都加了一轮。名气大了，房子大了，孩子也大了，在一起的决心却更坚定了。问他们什么时候结束，宋冬说：“除非肉体不在了吧。”

首钢、南街村，与一面最蓝的墙。

政纯办的故事要从2005年7月16日说起。那天，洪浩、萧昱、宋冬、刘建华、冷林五个人约在北京公社见，摆开五把椅子坐而论道，商量来一次集体创作，做一个展览。

2005年正是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的起步年，拍卖热闹，画廊不断冒出来，每个人都在往商业成功的方向走。当时艺术界是极端个人化的，艺术家空前受瞩目、空前自信，每个人都有一套认识艺术的自我体系。在这种情况下，当代艺术能不能有另外一面，能不能踩一脚刹车？

一开始，交流是磕磕巴巴的。冷林笑着说：“当时每个人的表达都特别愚蠢，特别没有想象力，也不知道要干什么。”萧昱补充：“我们虽然不知道要什么，但是隐隐约约地知道还是要讨论关于集体的问题。”

很快到饭点了，于是大家决定先吃饭。冷林回忆：“我记得是在望京吃的，那个店现在已经没了。”一吃饭，绷着的神经就松下来了，席间五个人聊得特别开心，彼此都有找到了组织的感觉，于是决定先过集体生活，看看会发生什么。吃完饭，一群人还不肯散，又到宋冬家的小院接着聊。

作为在集体生活中长大的一代，他们只有在一起才能感到快乐。“那时候小孩都是放养的，都是一群孩子玩角色扮演，快乐只有在集体里才能获得。不像现在有电脑游戏，可以自娱自乐。”洪浩说。

第二天，五个人结伴去了首钢，后来又去了南街村，去看当年学工学农的地方现在变什么样了。在首钢，他们拍下了一面挺脏的湖，湖上有凉亭，有人垂钓——由净化后的废水构成的诗意空间。

回来后，洪浩用电脑将灰蒙蒙的水处理成一种大家都觉得挺好看的蓝，这面蓝就成为他们第一个展览的内容——一面极简的纯净的蓝色的墙。

政纯办的第一个展览“只有一面墙”，就在两个月后开幕了。9月正是北京天气最好的时候，也是展览旺季。听说五个已经有知名度的人合作办展，而且是做同一件作品，大家都感到好奇：洪浩一定是做扫描吗？萧昱一定做狠的东西吗？宋冬是不是跟禅宗有点关系？刘建华是不是做旗袍？冷林是艺术家吗？

结果那天的展览让所有人大跌眼镜。宋冬现在想起来还乐：“大家来了一看就这么一面墙。这到底是什么，又不敢问。就这个啊？真够酷，真够酷。就说点儿这个。”这个展览当然不只是一面墙，它还包括蓝背后的湖、湖所在的首钢、首钢之前的那个夜晚，以及五个人在一起所形成的那个集体。

“第一个展览并不是充分了解之后的选择。大家都以为是即兴的，干一件事就完了。”冷林说。但是展览结束后一起撤展时，五个人决定今后还要在一起。宋冬说：“之前并没说要成立一个小组，但既然大家都恋恋不舍，就说干吗不继续。”

那块蓝色的墙纸被撕下来了，因为有房梁所以缺了一块，这面有缺口的蓝色就成了政纯办的logo。宋冬说：“我们五个人的全部并不是全，大盈若缺，缺一块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政纯办是什么？政先生是谁？

各自行走江湖时，政纯办的五个人分别是这样的人：

洪浩，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1988年和2003年分别因摄影参加了法国阿尔勒摄影节，其中1988年那次他只有23岁，是当时参加海外大展的最年轻的艺术家。代表作有版画《藏经》系列、摄影作品《雅集》《我的东西》《负部》等。作品被昆士兰美术馆、阿什莫林博物馆、福冈亚洲美术馆、加拿大国家美术馆等数十家国内外机构收藏。

萧昱，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壁画系，2000年获得中国当代艺术大奖，2001年作品入选第49届威尼斯双年展主题展。他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最早从事行为艺术实验的艺术家，90年代用胚胎和动物标本嫁接而成的装置作品充满暴力美学。2010年左右他的创作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竹子》系列把恐惧感用一种浪漫和诗意的感觉表达了出来。

宋冬，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美术系，是目前国际上最活跃的中国装置和行为艺术家之一。他是能从过去和日常生活中获得能量的人，将最朴素的物品运用如神。代表作是三部曲《水写日记》《抚摸父亲》《物尽其用》，他曾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荷兰格罗宁根博物馆和德国杜塞尔多夫美术馆举办个展，参加国际艺术展无数。曾获得2006年韩国光州国际当代艺术双年展大奖、2010年度AAC艺术中国年度艺术家装置新媒体大奖、2012年首届基辅双年展奖、2012年度中国当代艺术权力榜年度艺术家、2014年中国当代艺术奖（CCAA）杰出贡献奖。

刘建华，在景德镇工作和生活了14年之久，目前是生活于上海的雕塑和装置艺术家。2003年代表中国馆参展威尼斯双年展，2017年入选威尼斯双年展主题馆。他的早期作品多以陶瓷作为媒介，通过陶瓷坚硬与脆弱并存的特性隐喻现代人对物质的迷恋与不安，近年已逐渐转向综合媒材的利用与试验。代表作有《迷恋的记忆》《日常·易碎》《方》等。

冷林，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他在当代艺术领域身兼画廊主、策展人、批评家和艺术家等多种角色，能干会写，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处境有通盘把握。1993年至2007年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教授，2004年创办北京公社，目前是佩斯画廊合伙人兼亚洲总裁。

五个如此不同又各有特长的人凑在一起，都变成了“政先生”的一部分。

2007年，政纯办创作了“政先生”，方法来自萧昱80年代的一组影像作品，由每个人的局部合成小组的整体形象。“左边的眼睛、眉毛是洪浩的，右边的是刘建华的，鼻子是萧昱的，嘴和下巴是宋冬的，轮廓和耳朵是冷林的。”洪浩说，“我拼过好几个版本，目前这版是最好看的。”

这幅肖像不仅是政纯办的肖像，也是他们工作方法的图解。萧昱说：“五个人的观点总有一致的时候，我们把这部分特别拿出来，做为政纯办的作品。考虑到小组的共识，做出来的作品和个人作品区别很大，因为你在小组里的思考被置换了。我们不探讨我们的风格是什么、符号是什么，我们讨论的问题很清楚，就是在群体里我变成了什么样。”

从’85美术运动直到今天，中国当代艺术领域的群体、社团、小组层出不穷，尤其年轻人，特别喜欢抱团取暖，集体亮相，合力施展激情。政纯办和那些团体都不一样：首先，他们在一起时各自都已是成熟个体，有各自的发展方向；其次，别人在一起是为了更有力、更有利，而他们在一起是为了精神交流，为了更快乐；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政纯办没有核心人物，没有利益之争，最大的共识是不求共识。

萧昱说：“我们想避开传统的小组，比如乐队、艺术群体。因为他们在组织上有一点是最要命的，就是有核心。如果核心人物出了问题，小组可能就会崩塌。比如说列侬的乐队，他遇刺了乐队就名存实亡了。集体是天然有智慧的，我们有点往这边考虑。最后把这个小组做成一个悬浮物，由每一个人供养，但是又跟每一个人保持距离。”

“其实政纯办非常容易理解，它是‘我’和‘我们’的共同体。大家看不懂只不过是因为用了以往经验的尺子套在我们头上。”宋冬说。从一开始，政纯办的五个人就没有虚妄之想，比如靠小组拔高自己，或者获得什么实际利益。他们甚至从来就不认为政纯办是一个所谓小组，因为是小组就会有组长、副组长等分工，而政纯办的工作方式是谁擅长谁就去做，五个人都是付出型人格。

2017年7月11日上午，他们去深圳世界之窗拍工作照，洪浩和宋冬是做影像的，很自然就走到大太阳底下查看设备。等到下午在展厅布展，刘建华对材料熟悉些，和工作人员交流就多些。面对媒体时，由思路敏捷的萧昱主聊。找赞助的事，冷林就会多做一点。

有政纯办以前，宋冬觉得谈奉献有点装，但是有政纯办以后，他切身地感受到了另外四个人给他的能量，感知到了“我”之外更大的部分的吸引力。“原来我可不愿意开会了，觉得占用我个人时间。但是政纯办一说开会商量点儿事，我就很积极。”

洪浩说：“在一起必然会有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我们会去体会这个关系——在这个集体里个人是被发挥了、削弱了还是被消解了。其实在政纯办，通过集体，个人反而被张扬了，把你的另一面开凿出来了。”

有人说政纯办的五个人都是老好人，萧昱回应：“老好人就对了，我们就是要避开有领袖气质的人。”

为什么非要在一起？

2014年冬天，政纯办到纽约办展览，五个人借住在美国策展人杜伯贞家。洪浩和刘建华睡一屋，冷林跟萧昱、宋冬睡一屋，这俩人天天晚上打鼾，吵得冷林根本睡不着，于是他搬到酒店去住。

宋冬说：“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总是睡得很晚，一直在笑，说话也没遮拦。在纽约我们完全可以找人做饭，也可以到外面去吃，但大家一起做，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冷林搬到酒店以后，五个人每天晚上一起待到一两点，然后结伴把冷林送到酒店去，剩下的四个人再搭帮回来。宋冬说：“我们就分不开嘛，五个人得在一起。让他自己一个人回去，他得多闷得慌。”

都是50多岁的人了，为什么还要过集体生活，还非要在一起？

“大家纠缠在一起，互相影响，但是很快乐。”萧昱说，“每次一聚会我们就high，讨论房价都有可能high，这是集体的实践，我们会沉浸在里面。聚会就会产生很多消费痕迹，我们就把那些票据直接做成墙纸了。世界上只有我们这群人有可能去探讨个人和集体之间的关系，在其他地方、其他年龄段可能很难觉得这是很重要的矛盾。”

2014年在纽约皇后美术馆举办的个展“政治纯形式！”以及在时代广场实施的作品“做同一件好事”，成了当时纽约城中的热门事件，是政纯办史上的一次小高潮。那次亮相之后，柏林双年展向他们发出了邀请。五个人很兴奋，出了一个大方案，但由于计划太庞大而没通过。他们也无所谓，就让它算了。“那我们也高兴，要参加了柏林双年展，全世界不就都知道了嘛。”冷林说。

很多人问政纯办为什么不吸纳女性，那是因为政纯办不是经营的结果，而是一个自然而然形成的共同体。如刘建华所言：“我们这几个人都是60年代生人，小时候对集体的感受，今天对社会的理解，很多时候是相通的。”这正是他们在一起的基础。

12年了，政纯办变了。几年前五个人想再合成一张政先生像，发觉精气神都下降了，就放弃了。原先五个人里有四个在北京，现在分散在北京、上海、深圳、香港，还有一个经常在国外做项目。五个人分居四地，聚在一起的机会不像原来那么多了。但是因为有了微信群，大家又好像随时随地都可以交流。

“政纯办的作品和展览，只是政纯办的一个侧面。主要的是我们五个人的存在。12年了，这些人还互相不烦，还能在一起，本身就意味着某种事情的发生。”宋冬说。

“若干年后我们可能做不动展览了，但五个人还在。”刘建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