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文艺”成了一个骂人的词。这些年里,我们眼看着这个词的属性从中性到褒义到贬义,再到自称“文青”的多半是伪文青、真文青都不敢承认自己文艺,以至于《新周刊》专门做了一期专题,名叫《文青传—世道变坏是从嘲笑文艺青年开始的》。
《红楼梦》里也有耻于承认自己是文艺青年的风气。
比如贾政。年轻时他“天性也是个诗酒放诞之人”,爱诗爱酒爱自由,也是个妥妥的文艺青年。但进了官场,娶妻生子之后,他却像被重塑了一样,成了严肃古板的“政老爷”,满嘴光宗耀祖、仕途经济,十分厌恶宝玉所爱的诗词歌赋,说宝玉“念了些流言混语在肚子里,学了些精致的淘气”,甚至断言“哪怕再念三十本《诗经》,也都是掩耳偷铃,虚应故事,哄人而已”。
与真诚质朴、充满人性美的《诗经》划清界限的贾政,也是在斩钉截铁地与他曾经文艺青年的过往划清界限。
比如宝钗。她曾告诉黛玉,她家藏书丰富,家里人都怕看正经书。她和兄弟姐妹们一起偷着看《西厢记》《琵琶记》及《元人百种曲》等在当时都算是闺阁禁书的书籍。但在后来,当黛玉无意中念出《牡丹亭》的唱词“良辰美景奈何天”时,被宝钗郑重警告,认为“女孩儿家不认得字的倒好”,“作诗写字等事,原不是你我分内之事……你我只该做些针黹纺织的事才是,偏又认得了字,既认得了字,不过拣那正经的看也罢了,最怕见了些杂书,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
此时的宝钗,虽然仍对诗词书画颇有研究和造诣,但对于她而言,最重要的是不可被这些“移了性情”。脂砚斋也指出:“宝钗诗全是自写身分,讽刺时事,只以品行为先,才技为末。纤巧流荡之词,绮靡浓艳之语,一洗皆尽,非不能也,屑而不为也。”宝钗不仅与曾经的文艺女青年做派一刀两断,甚至连趣味和风格都自然而然地“理中客”起来,完全摒弃了感性的那一面。
比如贾雨村。初出场时,贾雨村落魄潦倒,寄居在寺庙内,受甄士隐接济。后来遇到甄府丫鬟娇杏,娇杏因好奇多看了这个衣衫褴褛但仪表不凡的人两眼,被贾雨村误以为对他心中有意,当晚中秋夜,他就作诗云:“未卜三生愿,凭添一段愁。闷来时敛额,行去几回眸。自顾风前影,谁堪月下俦?蟾光如有意,先上玉人头。”诗里的多情善感,活脱脱画出一个文艺青年。
贾雨村虽然不堪,但年轻时的他,是黛玉的老师,还曾是宝玉最早的知音。有人会奇怪那样钟灵毓秀的黛玉竟然由人品卑劣的贾雨村完成最初的启蒙教育,其实青年时的贾雨村完全是个才华、见识都不凡的文艺青年。但等他在官场中碰壁,好容易复出,出现在“葫芦僧误判葫芦案”时,他身上早已抛去了所有的文艺气,唯剩利欲熏心的狡诈官气。
和菜头说,我们的人生总是会从文艺青年开始,然后才是政治中年、商务中年、学术中年、愤怒中年。贾政、贾雨村、宝钗们早于中年,就已经抛弃了文艺,进入政治、商务的角色。
但还是有一些人,也许终其一生,将文艺当作一种生活方式和态度,就像宝玉、黛玉、湘云那样的人物。宝玉是有赤子之心的“痴人”,他和鱼儿说话,和燕子交谈,能感受星星月亮的悲喜,物我两忘;他能和黛玉一起,在葬花的形式感里体会美和忧伤。湘云则是枕着芍药花瓣香梦沉酣的“自然之子”,对生活兴味盎然,充满热情,像春风、明月一样,总带给我们一股清爽愉悦。
作为文艺青年,他们内心纯净、浪漫、柔软,即便日后他们将会经历抄家、离散、生活困苦,但他们仍能心有锦绣,拥有生活的意境,活得从容、丰富、饱满。
别害怕文艺,世道越是功利,就越需要文艺的微光来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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