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廊面积不大，展览没有开幕仪式，也没有邀请嘉宾，因而显得冷清，主角戴光郁仍然热情地迎接前来捧场的友人，一遍遍地认真解释着每幅画作的创作理念。2015年6月7日，他的新作展“辋川梦忆”在798开幕。聊起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热闹的蜀地生活，他表达了“恍如隔世”的感觉。
不远处，另一家机构的开幕活动正在进行，盛装的年轻人从画廊前匆匆而过，消失在狂欢的人群里。
“辋川梦忆”的作品是他从2014年开始创作的。“辋川”是王维的辋川，戴光郁用水墨重新诠释被中国文人画尽了的山水，并加入自己标志性的拼贴技法，从美好却破碎的桂林山水里传递出一种“昨日已逝”的留恋与惋惜。
“桂林山水”已经是老生常谈的话题，戴光郁不否认。“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就关注生态环境。这次我想表现一种人文生态的破坏，桂林山水早已不是文人画中的桂林山水，所有人都熟悉的更能产生共鸣。”
交流和共鸣是他挂在嘴边的话题，他似乎在努力寻找一种重新进入公众视野的途径。和以往那些夸张的、残缺的拼贴作品相比，“辋川梦忆”很漂亮，甚至有些小清新，这是想重新“入世”的戴光郁不得不做出的妥协。
今天的艺术圈，尽管95后已抛头露面，但'85新潮时期走红的艺术家依然把握着艺术圈话语权。过去20年，这群曾玩在一起的人走向了截然不同的人生。有人成了艺术圈的F4，有人被市场抛弃，有人后劲不足不得不放弃，也有人看不惯艺术环境的光怪陆离主动选择边缘化。
“我算是隐居了10年。”戴光郁说，他选择了自我隔离。2003年，他和德国妻子雷震（玛格丽特）一起移居北京，远离了西南艺术圈的中心。当然，也不可避免地错过了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的黄金十年。

“叶永青、张晓刚，他们当时的作品在川美内部看来简直就是胡闹。”

成都时期的戴光郁是西南艺术圈的核心人物之一，是最被看好的年轻艺术家。那是一段截然不同的人生，“每天都不闲着，什么都要我来组织”。
西南的当代艺术史，“红黄蓝画会”是绕不过去的组织。在当年资讯欠发达的成都，野生的“红黄蓝画会”和四川美术学院是西南当代艺术的两条并行线索，戴光郁是其中的核心成员。
“我是后来加入的，一进去就和李继祥、王发林他们一起成了核心。”戴光郁从小在校园里长大，父亲戴执礼师从钱穆，在四川大学历史系做教授。从小家里有很多画册，戴光郁很早就接触到西方的当代艺术。
四川人喜欢扎堆儿，“红黄蓝画会”并不是以当时流行的艺术小组形式出现，倒有点像美术协会，很多人聚在一起，吃吃喝喝讨论艺术，“有时候在茶馆聚会，聊着聊着发现旁边一桌是一伙儿诗人，有认识的，就很快凑成一桌了，越凑人就越多”。
尽管远在西南，但戴光郁已经感受到了艺术风向的转变。“《中国美术报》非常客观地推介了很多国外当代艺术思潮。”因为已经对国外当代艺术有所了解，戴光郁的思维转换很快，嗅觉敏感，“算是走在了一圈人的最前面”。
当时四川美院的写实传统依然强势，在野蛮生长的戴光郁看来岂止是保守，简直是抹杀创造力。“个别敏感的学院派也坐不住了，像叶永青、张晓刚，他们当时的作品在川美内部看来简直就是胡闹。”戴光郁说。
或许是早就做好了准备，或许是对父亲传统教育方式的反叛，戴光郁飞蛾扑火似地拥抱了涌入的西方当代艺术。一开始他的创作倾向于当时流行的超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作品里包含着个人的困惑和反抗情绪。“不光是我，'85新潮时期的作品大多是模仿与借鉴，这倒没什么不好，艺术都是从模仿开始的。”
1991年，戴光郁与另两位“红黄蓝画会”的核心成员合办一场画展，他开始用宣纸、油画颜料、亚克力等综合材料创作，也尝试拼贴手法。“那次展出的作品，像《莫高窟系列》，反响很大。”
这也让戴光郁成了当时圈里的“有钱人”。一位加拿大藏家一口气买了他11件作品，尽管再三压价，戴光郁的作品还是以7000块——当时“红黄蓝画会”里的最高价成交。

他想拿回自己曾经在艺术圈的话语权，但是今非昔比。

或许因为远离政治中心，当时西南艺术家不关注政治和社会问题，他们更关心自己。“和今天90后年轻人的创作主题有些类似，虽然成因不同。”戴光郁说。
如果不是遇到了现在的太太雷震，戴光郁或许依然在成都前卫艺术圈呼风唤雨，享受着天府之国舒服且安稳的日子。但这位热衷中国传统文化的德国女艺术家把他引向北京，改变了他此后10年的人生状态。
“当时成都确实太热闹，已经影响到个人创作了。” 戴光郁2003年彻底离开成都，他走得干脆，到北京后几乎断绝了与西南艺术圈的联系。
刚到北京，戴光郁也参与活动，出席饭局，后来他觉得无趣，“依然没跳出在成都时的生活方式，索性就拒绝，拒绝得多了，就没人再找你了”。
年纪越大，父亲的言传身教就越在戴光郁身上发生作用。他发现了自己身上的文人秉性，对水墨有天然的亲近。在“新水墨”还没被重视的20年前，他已经用墨和宣纸做行为艺术，此后水墨一直是他创作的重要元素——无论是架上作品还是装置和行为艺术。2004年，他在妻子的故乡德国完成了行为作品《山水·墨水·冰水》，这一度让处于“隐居”状态的戴光郁重新引起关注。
“不仅要做艺术，我还要是个理论家，这是我对自己的要求。”戴光郁说，这10年，他读了很多书，从艺术史到中国传统文化，“越读越心虚”。
因为妻子的关系，他也得以深入了解欧洲的文艺，他认为尽管美国已是世界当代艺术的中心，但艺术的根基依然在欧洲。戴光郁还觉得，当下或许是中国当代艺术和文化的好时候，“你了解艺术史、文化史就会知道，每过一段时间，当欧洲文化走到瓶颈时，总会从东方文化中找到前进的动力”。
戴光郁说自己是个有野心的人：“我希望做对艺术史有所贡献的人，而不是图一时的名气。历史不是偶然的，你需要遵从一些规律，必须这样做，或者必须那样做。”
“十年”是戴光郁给自己定的时限，十年过去了，他自觉已经有了足够积累，“可以拿出些有深度的东西”。然而，今天的艺术圈已经不同于“红黄蓝画会”时，很多事情他想介入却不一定有机会。
“参与，必须参与。”戴光郁谋划着复出，拿回曾属于自己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