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蓝色大门》上映。这部小成本电影拿下500万元新台币票房，那是2000年前后的台湾电影市场少有的票房佳绩。而在此之前，台湾没有所谓的青春片，“小清新”也还不是台湾电影的标签。
这些年，《蓝色大门》的导演易智言常来大陆，多是为了拍广告，他与大陆电影圈的交流少之又少。
6月，他为“第七届两岸电影展——台湾电影展”带来了新作《行动代号：孙中山》（以下简称《行动代号》），这是十年来，他第一次把作品与大陆观众分享。

“我没有要做青春片，我只是关心这个青少年群体而已。”

“《蓝色大门》之后，所有人都找我拍青春片，这个标签十几年都摆脱不了。”
“其实，我没有要做青春片，我只是关心这个青少年群体而已。”如易智言所说，《行动代号》算不上青春片，电影里没有青春片所必须的爱情元素，有的只是一群少年因贫穷而上演的一出闹剧。
国中生阿左和小天都遇到了人生难题，阿左需要钱缴班费，小天要搞到钱去毕业旅行，两人都自认是“全台湾最穷的国中生”，他们各自盘算着偷走学校储藏室的铜像，解决眼前的困境。两伙国中生，为一尊孙中山铜像你争我夺，过程中有《偷天换日》式的精心谋划，也有《无间道》式的忠奸反转。当这一切犯罪片的要素由一群国中生演绎时，笑料就抖出一箩筐。
和当年的桂纶镁、陈柏霖一样，新片的主要演员依然是易智言在西门町捡来的素人，最小的只有12岁。影展上，电影的放映效果很好，观众从头笑到尾，相较于《蓝色大门》的美好和惆怅，《行动代号》更有娱乐精神，同时，也触碰到更深刻的社会议题。
“评论是两级的，喜欢的非常喜欢，不喜欢的骂得很难听。”《行动代号》为易智言拿到了金马奖最佳原创剧本奖，但在票房表现和口碑上却不尽如人意。
这个关注台北贫困阶层的故事，易智言酝酿了十年：“《蓝色大门》里原本就有类似的情节，只是后来剪掉了。写这个故事前，我跑到学校去，做了8个月的田野调查。”
做“田野调查”是易智言习惯的创作方式，他觉得，只有离那些少年足够近，才能不犯脱离实际的低级错误，他才觉得安全和心安理得。
“现在的小朋友都不知道桂纶镁是谁啦。”易智言开玩笑说，桂纶镁在台湾的95后、00后圈子里已经“过气”了，小朋友们只看好莱坞，台湾本土电影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
和动辄过亿投资的大陆电影相比，台湾电影的资金实在少得可怜，《行动代号》3000万元新台币的投入，几乎少于任何一部大陆投拍的院线电影。“那我就要想可以拍什么。特效片不适合台湾，侦探类的可以拍，但不是杜琪峰武打枪战的那种，是《七宗罪》那种。喜剧片可以拍，不是好莱坞那种超夸张的，是马克思兄弟那种，玩一些小技巧、小花招。”易智言说，
“还好那些老师认得我，他们看过《蓝色大门》和电视剧《危险心灵》，知道我一直关注青少年议题，他们为我的调研提供了蛮多便利。”易智言的调查方法就是找小朋友聊天，先撒大网，找十几个人聊，慢慢地和其中的一些人建立信任，走进他们的朋友圈和日常生活，让他们做自己的“线人”，在他们的帮助下溜进课堂，参与小朋友们的聚会、郊游，甚至是争斗。
导演很难在这种田野调查中构建剧情，能捕捉到的不过是一些细节：“学校老师的任免制度是怎样的，那些贫穷的小孩怎样吃饭，穿什么衣服鞋子，用什么方式泡妞把妹……都是这些漫无目的的东西，看似没什么用处，但其实很重要，它们会给你灵感，也让你拍出来的东西不会显得太假。”
拍《蓝色大门》时，易智言40岁，离开高中生活已经二十几年，当时，他也扎进国中生中间，做了同样的田野调查。青春期的少年有很多共性，十年前与十年后并无差别。“国中生的意气风发、血气方刚和自以为是永远都不会变的，生理时钟到了，大脑只是个装饰品啦。”易智言说，“但有些东西变得很厉害，比如，他们不再传纸条了，都在用社交网络。《蓝色大门》关注的是中产阶级家的小孩，《行动代号》要和那些穷人家的小孩打交道。”
边做田野调查，边写剧本，每天得到的新讯息会在剧本里留下痕迹。为《蓝色大门》做调查时，易智言只有一个提纲——校园里的爱情故事，关于青春，关于年轻人对未来的迷茫。
《行动代号》也一样。最开始，易智言想写一个校园球队的故事，他跑去球队做调查，慢慢了解到校队队员的家庭情况，看到他们对待贫穷的态度和方式。“于是又想起了那个缴班费的故事，就放弃球队，写了最后这个两伙学生偷铜像的故事。”易智言说。

“爱情和青春只是一个吸引观众走进电影院的外壳，故事还是要和现实社会发生关系。”

当初，《蓝色大门》的男主角有两个人选，一个是最后当选的陈柏霖，一个是后来因《盛夏光年》而走红的张孝全。同样地，《行动代号》的主角和配角也不是只有一个人选。“我会根据演员的个性调整剧本。”易智言从来不是个强势的导演，他喜欢给出一个相对宽松的规范，顺着演员，也顺着摄影师，“顺着每个人的天分，得出的东西会超越剧本，超越导演的想象”。
易智言的开放姿态或许来源于他的成长环境。父亲是医生，生活观念西化，他从小没为钱发过愁，在进入台湾最好的中学建中之前，他一直在私立学校念书。
在进入建中之前，“有人交不起班费”这件事也在易智言的理解范围之外：“私立学校的小孩家境都蛮不错的，在那之前，我真的不知道，原来班费是有些同学半个月的伙食费。”
“如果《蓝色大门》只是一个校园爱情片，当年我是没有兴趣去拍的，它讲的实际上也是启蒙。”孟克柔在那个夏天完成了性意识的启蒙，她终于发现并承认，原来自己喜欢的是女生。对于张世豪来说，那个夏天是社会意识的启蒙。在电影被剪掉的那20分钟里，张士豪和片头那个跟他打赌的同学发生争执，他看到了好朋友小心隐藏的贫困的一面。“它触碰到一些有意义的社会议题，有这些东西，电影才丰满好看起来。《行动代号》也一样。”易智言说。
上学时，易智言是校园里那70%的小孩，不特别帅，也不特别丑，没有特别叛逆，没有特别优秀，也没有经历过太多磨难。“我的经历就是这样，可是没有人拍我们的青春，那我就自己拍吧，拍大多数人的故事。”于是，有了《蓝色大门》，有了十年后的《行动代号》。
和堕胎、自杀、混黑社会的青春故事相比，“多数人的故事”更难拍。《行动代号》公映后，易智言收到一封信，一个大学生在信里说：“这部电影让我回到国中时代，那六年让我最痛苦的不是贫穷，而是如何在同学面前看起来不那么穷……”
这70%的大多数就是生活在台湾都市里最普通的小孩，穷也要小心保护自己的尊严，穿体面的白色校服，不愁吃穿也要骑单车上学，惦记着新一季的乔丹球鞋。他们的青春里有上学、放学、打工、吃饭，有并不张扬的明恋和暗恋，偶尔会叛逆和惆怅，但多数人都顺利地长大了，成为城市里那70%的大人。
《蓝色大门》之前没有像样的青春片，《蓝色大门》之后，台湾的小清新电影泛滥成灾。这些年，内地也刮起了一阵追忆青春的热潮，这个暑假，又将有一批新的校园题材电影被搬上大银幕。早恋、堕胎、背叛……这些桥段几乎出现在每一部青春片里，怀旧是大陆青春片唯一的主题。
“我们现在在拍的都是逃避主义的电影，是乌托邦式的。你用90分钟告诉大家青春和爱情的美好，让他们暂时忘记现实的痛苦。可是，这样有什么意义呢？爱情和青春是一个吸引观众走进电影院的外壳，故事还是要和现实社会发生关系。”
如果没有孟克柔性别意识的觉醒，张士豪没在那个夏天认识一个“不喜欢男生的女生”，《蓝色大门》不过是一部俗气的爱情片，和今天的大部分院线青春片没有差别，但它探讨了十年前还算敏感话题的“同性恋”议题，因而有了后来那些青春片所没有的重量。
这十几年，不断有人找易智言拍一部《蓝色大门》的续篇，他全部拒绝了。“有些电影的议题只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才有意义。像《阳光灿烂的日子》，它只属于那个时代，《蓝色大门》也一样。狗尾续貂的事情还是不要做了吧。”易智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