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4月，由香港集群基金会和武汉艺术总站共同举办的“集群艺术奖”获奖作品展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开展。设立一个有影响力的亚洲艺术奖项是策展人秦思源多年的理想，这个项目从酝酿到成熟，前后经历了两年。“当代艺术不像传统艺术，它是一种国际化的语言，必须在国际化的流通中形成一个完整的生态。”秦思源说。

然而，对于当代艺术起步较晚的亚洲来说，这种对话和交流并不通畅。和欧洲与北美不同，亚洲是一个太大的概念，从东亚、东南亚到西亚，从佛教、印度教到伊斯兰教，多数亚洲国家在文化上自成体系，各国的当代艺术从拍卖、艺术展、学术研究到商业发展都有一个完整却封闭的生态：你进不来，我也不想走出去，自得其乐。与此同时，各国当代艺术与外界的对话更多的是对西方核心体系的仰慕和附会，这种交流又是极不平等的。“我希望通过‘集群艺术奖’打破这个局面，在闭门造车和西方话语霸权中找到另一种可能性，这就是亚洲各国间持续对话的可能性。”秦思源这样解释策展的初衷。

“‘集群’探讨的是在全球化和后殖民时代，地缘政治对人的影响。”

“集群奖”中的“集群”概念来自哲学家麦克·哈特的著作，“集群”这两个字也让秦思源和集群基金会结缘。在此之前，秦思源一直在考虑如何能够建立一个亚洲当代艺术的沟通平台，这个平台不该是一个只关注理论的学术论坛，更不该是一个简单的展览，这个平台必须能够提供深入交流的可能性，并且名声足够响亮。最后，他决定做一个亚洲艺术奖项目。一来，在亚洲范围内并没有一个醒目的艺术奖；二来，艺术奖是能够整合多方资源的便捷渠道，一个立意醒目的艺术奖，能够触及奖项所关注的问题，对于当代艺术来说，这是一个成熟的、能够操作的方式。正是这个时候，集群基金会找到了秦思源，对全球化和亚洲问题的关注令双方一拍即合，“集群艺术奖”诞生了。

集群基金会和秦思源都认为，从“集群”出发能够恰如其分地关照到亚洲和亚洲当代艺术的现状与未来。“‘集群’探讨的是在全球化和后殖民时代，地缘政治对人的影响。虽然不是所有亚洲国家都经历过殖民统治，但后殖民的心态在整个亚洲是共通的。我们希望看到在这种后殖民的心态下，亚洲与亚洲之间，亚洲与西方中心地带之间有怎样的互动关系。”秦思源说。

“集群奖”的运作模式不同于任何其他艺术奖项，秦思源承认，一切都是摸着石头过河。

“集群艺术奖”将亚洲划分为中国、东亚、东南亚、南亚和中亚，以及西至土耳其以内的区域，邀请每个区域内最了解当地当代艺术现状和艺术家的策展人提名本区域内的五个艺术家，最终的获奖者由被邀请参加“集群奖”论坛的专家投票选出，每个区域内选出一名艺术家或艺术小组。

这样的评选似乎是没有标准的，秦思源认为，恰恰是这没有标准的标准能够体现亚洲当代艺术的丰富性以及艺术与地缘的密切关系。每一位策展人的提名都是从“集群”的概念出发，而“集群”与“共产主义”、“资本主义”这样的概念相比不具备统一的认知。作为项目总监的秦思源为奖项提供评选的角度，每一位策展人依据他们对“集群”的理解去挖掘当地艺术家，选出他们心中最符合“集群”语境的艺术家和作品。“这样的评选标准本身就能够体现艺术与地缘的关系，最后评选出的五个艺术家及艺术团体的作品差别很大，这充分体现了文化差异和群体力量，它们组合在一起所呈现出的丰富性阐述了这个项目的可行性和必要性。”秦思源说。

每一次的迁徙都意味着合作方、投资、媒体资源的重新整合，每一年都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集群奖”与其他奖项相比，最鲜明的特色就是它的流动性。今年，“集群奖”的颁奖典礼及展览在北京举行，明年，秦思源计划把奖项迁到中东去。他解释说：“中国可以是一个个体，印度也可以是一个个体，亚洲由整体中多个独立的个体组成。它只是一个地域，不像欧洲是个文化整体。”

移动办展的形式恰巧契合了亚洲文化起源与传播的方式，从丝绸之路到茶马古道，几千年来，亚洲的贸易和文化正是以移动的方式交流和融合的。秦思源觉得，这种古老而略显笨拙的方式，对今天的当代艺术同样适用。要讨论亚洲，就不可能像双年展一样待在一个地方，任何单一的视角都是缺乏说服力的。如果以中国为背景，对印度、日本、土耳其是不公平的，这样的一成不变也太单一了，无法展现亚洲的多样性。没有多样性的呈现，探讨的素材和灵感就不具备，“集群奖”也就会失去存在的意义。

秦思源觉得，自己赶上了好时候，“集群艺术奖”也遇到了对的时机。亚洲当代艺术缺乏必要的沟通与融合是艺术界的共识，许多策展人和艺术机构曾尝试做相同的事情。然而，一个专业性很强的项目想要做得国际化，在资源配备不到位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成功的。印度、西亚、中东等地能够实现跨区域合作不过是这一两年的事。几年前，要以“游牧”的形式办艺术奖是不可能运作起来的，因为在很多国家，你找不到一个有实力与奖项对接的机构，而这两年亚洲各国当代艺术的发展恰恰提供了这样的条件和可能性。

一直以来，亚洲当代艺术都像“等待戈多”一样，等待MoMA，等待泰特，等待西方美术馆的召唤。事实上，今天的亚洲当代艺术已经有能力和条件做些什么，来实现横向的平等交流，思考亚洲自身的问题。“西方对亚洲当代艺术的关注是为了关注而关注，多数时候他们仅仅通过画廊来选中艺术家，这样的关注再多也是走马观花式的。”秦思源说，卡塞尔文献展对欧洲的深入研究和理论构建令人艳慕，然而，这种事情永远都不会发生在亚洲，我们只能自己来实现这种区域内的深层研究。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是“集群奖”的运作模式，这种模式是否讨好还有待验证，可费力却是显而易见的——每一次的迁徙都意味着合作方、投资、媒体资源的重新整合，每一年都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我们是在寻找不知道的东西。”

本次展出的获奖作品分别来自菲律宾、土耳其、印度、韩国和中国台湾。除了菲律宾艺术家阿尔弗雷德?阿奎礼赞和伊莎贝尔?阿奎礼赞是各地双年展的常客，其他艺术家及艺术小组都名不见经传，这也是“集群奖”希望看到的局面。

在展出的作品和入围作品中，你看不到期待中的亚洲共性和区域个性，“集群奖”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寻找共性和个性。“我们是在寻找不知道的东西，寻找不知道的东西才有交流的必要，才能体现交流的作用。”秦思源说，“我们不想强调某个区域的特色，只是希望通过这个项目，讨论不同艺术是如何在自己的文化背景下创作出来的，探讨艺术家和区域间的微妙关系。”

“我们目前做的是一个格局，这个格局能够形成什么样的影响力，具备多大的潜力谁都无法预测。”秦思源不敢对“集群奖”的未来妄下结论。然而，单从艺术家和评委的反馈来看，秦思源似乎有理由对“集群奖”多些信心：印度学者哈维?桑德拉姆觉得，“集群奖”提供了一个新的看待亚洲的方式；卢布尔雅那现代美术馆馆长兹登卡?巴多维那茨甚至说，这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做事方法，这些人却把它做成了。

要做沟通亚洲当代艺术的桥梁，“集群奖”就不能是一个只会向前看的项目，它必须像一把扇子，慢慢铺展开来，覆盖到更多区域和艺术形式。

“当代艺术高度商业化这十年，它形成了一种马太效应，呈现出两极分化的趋势。有些人越来越有名，越来越重要。项目、评委、策展人，永远是那几个，新人的机会越来越少。”秦思源觉得，在这样的商业运作下，似乎艺术本身不再是唯一的评判标准，而他和“集群艺术奖”希望在亚洲的“游牧”中找回最初的那份单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