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马锡公司列举中国商人的不雅之处：“领带数量永远不够，不超过5条，衬衣永远不够白。在形象投资上分布不均，愿意花300万元购买一只百达翡丽，不愿意花30元购买一双深色袜子，于是，当中国商人翘起二郎腿，黑色裤管中就不经意露出一截肉色。”

平心而论，仪表算不上是中国企业家的大问题。“比激进的知识分子更实际一点，比保守的官僚更开放一点”（法国学者白吉尔语），简单来说，他们是讲究平衡的实用主义者。

人都是嫉妒成功者的，尤其是率先实现了财务自由的成功者，除了实用主义和中庸，描述中国商人的词汇最有历史典故的是“原罪”和“官商勾结”，最残酷的是“血汗工厂”，最宏观的是“垄断”，最有技术含量的是一系列化学名词，比如三聚氰胺。中国商业文化可追溯至秦汉，但直到唐代，破墙开店才被官方允许，真正的商户才得以出现，到了北宋，《清明上河图》已经很能展现宋代工商业的发达，不过商人的社会地位仍旧没有提高。要让“商”字变得高雅，必须给它加以前缀，比如“儒商”，现在应用最广的是“奸商”，流传更久的是“无奸不商”，如果奸得有底线，那还称得上“业界良心”。

“业界良心”也是一个苛刻的标准，中国商人要达标并不容易。雷军刚刚在小米4的发布会上大讲情怀，转身小米就被台湾查出非法传输用户信息；罗永浩在上一篇微博中吐槽摩托罗拉手机做工粗糙，下一篇微博又炫耀锤子手机的工程师大多来自摩托罗拉，左右互博打自己的脸。处在华人商界最顶层的李嘉诚也不能幸免，百佳超市被曝售卖过期生鲜，北京逸翠园的质量问题引起业主抗议。

中国商人也有过好看的时候，法国人白吉尔评论1916年的江浙财团的年轻金融家们，说他们“双眼有神，干净而整齐。这些企业家，都是摒弃旧观念，倡导新思想的超群人物”。五四时期，漂亮的商人也纷纷涌现，创办通商银行的朱葆三等人以上海商业联合会为组织，集合沪上53个会馆公所，协调工厂的抗议活动，在工商力量的援手下，五四运动演变成一场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不过这些都是蒙灰的历史，你很难说得清，到底是时代变丑了，还是商人变丑了。

不过，不管时代如何改变，中国商人的某些陋习是不变的。费正清曾在《中国与美国》一书中发问：“中国商人阶级为什么一直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而建立一支工业的或经营企业的独立力量？”他分析说，中国商人具有一种与西方企业家完全不同的想法：中国的传统不是制造一个更好的捕鼠机，而是从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权。

费正清的话在当下也能找到佐证，每一个在反腐中倒下的官员，背后必定有进贡的企业家，每一个商而优则仕的企业家，最后很可能成为在反腐中倒下的官员。但这同样很难分清究竟是制度之恶还是商人之丑，纽约市长布隆伯格也是商人，他比官商勾结更进化，是官商一体，但纽约人对此没有意见。《华尔街日报》在他卸任之日写道：如果他还能干一届，硅谷将为之颤抖。每年只象征性领1美元薪酬，每天坐地铁上下班，这些还不足以让布隆伯格名留青史，在他治下，纽约监狱人数减少32%，犯罪率减少30%，谋杀案件减少50%，市政厅财政从600万美元赤字达到收支平衡，旅游人数从每年3400万增加到5400万人，高中毕业率增加41%，Foursquare等IT企业涌现，东部硅谷基本成型。他自掏腰包6.5亿美元，用管理企业的方式将纽约升级换代。

布隆伯格的神奇不能被复制到中国，中国企业家有自己的说法，他们活在市场和政府的夹缝中，只能亦步亦趋，左右逢源，一部分人选择了在商言商，另一部分选择利益交换，一切都是环境的逼迫，显得情有可原。中国企业家有善于妥协的天性，很少坚持是非，常常计算愤怒会付出的边际成本。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企业家不好看的原因，同样，它也可以回答费正清在1948年提出的那个问题。

吴晓波眼里的商界男

中国商人被丑化了几千年

吴晓波 知名财经作家，著有《大败局》、《激荡三十年》、《吴敬琏传》等

去年亚布力论坛开幕式，王石首次在演讲中回顾了2008年“捐款门”，当年的200万元捐款和一句“员工捐10块钱就够了”让他遭受了近两个月的舆论抨击。他调侃：“第二年郭美美倒是替我平反了，让大家看到，这钱还是不能捐吧。”王石得出结论，在中国，企业家是被丑化的。

吴晓波没看过那次演讲，但他赞同王石的看法，他有次参加《锵锵三人行》时，许子东给他讲了个故事：茅盾在一本小说中写一个企业家，他一面遭受外国资本欺压，一面不得不苛刻自己的员工。茅盾希望把他塑造成一个处于两难境地、值得同情的商人，但瞿秋白看过稿子后提出修改意见——得把这个人的坏写得多一些。许子东感慨说，中国近现代文学总是喜欢用丑陋的一面来表现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吴晓波觉得许子东的观点太保守，在他看来，中国的数千年历史中，商人一直是被丑化的。

“宋代是中国工商业最繁荣的时候，但你能说出几个宋代企业家的名字？”吴晓波说，他曾经有个朋友想写宋代的商业故事，打算找齐20个商业大家，但翻完史料，最终只凑出5个人。“很多人说中国重农轻商，这是不对的，中国是‘重商’和‘抑商’并重的国家，它知道工商业对国家财政的重要性，但另一面，商人的社会地位是被压制的，士农工商，商排在最后一位。”在连续写完《激荡三十年》、《跌荡一百年》和《浩荡两千年》后，吴晓波发现，企业家在文学作品中被丑化是一种常态，他读过余华的《兄弟》，非常喜欢上半部分，但下半部分让他感到不适，“主人公有钱以后，就出现两个问题，余华认为他的致富一定是不正当的，充满血腥的。另外一点，致富之后，主人公就突然变得腐败，开始玩女人。”他无法理解这种写作逻辑，“工商界的主流根本不是这样的”。

“人类对财富拥有者的憎恶是天生的，在基督教里，富人要进天堂就像骆驼穿过针孔一样难，在伊斯兰教里，金融从业者是不允许进入清真寺的。中国更严重，儒家传统一直是蔑视商人的。”吴晓波说，天生的憎恶是可以后天修正的，近现代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这个词出现，凭勤劳和技术致富被认为是进入天堂的一个条件，基督教在悄悄淡化对财富的蔑视，而在近邻日本，武士道精神盛行时，商人同样是被丑化的，但日本商业之父涩泽荣一的著作《论语和算盘》及时刷新了日本思想界的旧识，商人的地位大为提高。而中国从来没有像日本一样迎来一次商业思想启蒙，从汉代就存在的商人丑陋形象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

在两本《大败局》中，吴晓波写了数十个企业失败的案例，但他不愿用丑陋来形容其中的当事人，他很少对自己笔下的企业家做道德评价，只愿意从专业角度去分析他们的是和不是。宗庆后是为数不多的被吴晓波点名批评过的企业家，在当年达能与娃哈哈的争执中，他指责宗庆后拿民族情绪为自己的企业背书。“1990年左右，我太太辞职，就到他副总下面工作过。我还帮他写过书，他们公关部跟我很熟悉。但他挑动民族情绪，我接受不了。我写完以后，他找一大堆人给我打电话，很激动，但我没办法，我知道实情是怎么样的。”这件事之后，他和宗庆后关系迅速冷淡，来往几乎中断。

在所有接触过的企业家中，鲁冠球是给吴晓波印象最深刻的一个，他清楚地记得一个细节，鲁冠球现在的办公室仍然是创业时用的那一个，这在同等量级的企业家中并不多见。“他小学都没有毕业，但是他管理的企业年销售额近千亿，涉及金融。他所谓的商业知识、智慧，都跟他的学历没有关系。”鲁冠球创业已经45年了，吴晓波认为，69岁的鲁冠球还能再干下去。 （文/胡尧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