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实验艺术”变成时髦，中国美协成立了实验艺术委员会，中央美院举办了院校实验艺术交流节。

2002年的第一届广州三年展，主题是回顾“实验艺术十年”（1990～2000），广东美术馆约我写“90年代以来的实验艺术”一文。90年代当代艺术的创作和批评，其实都叫先锋艺术或前卫艺术，很少使用“实验艺术”的说法。之所以叫“实验艺术”，因为有关部门及媒体对“先锋艺术”、“前卫艺术”这些术语很敏感，“实验艺术”的提法比较中性。

美协和央美举起“实验艺术”大旗，也许亦有类似的政治无害化的策略。问题是年轻一代和不懂艺术的艺术投资人、媒体记者，还有某些文化产业的官员却当真了，以为真有所谓“实验艺术”。去年有几位年轻批评家著文号召大家抵制当代艺术的商业化，埋头于所谓“实验艺术”。几个要求上进的艺术投资人，信誓旦旦宣称收藏“实验艺术”。一些媒体记者也在讨论实验艺术，几大美院还开设了实验艺术系。

我没见过谁能把“实验艺术”真正讲清楚，但惊讶的是，短短几年，“实验艺术”已经变成一门课程，并迅速孵化出一批学生艺术家。吕胜中教授整理出一部中国实验艺术史初稿，他将民国时期的徐悲鸿、庞薰琹，以及’85新潮至今，都算作“实验艺术”——这么说，这部实验艺术史基本上等于一部现代美术史。

吕教授的实验艺术史有一个很重要的角度，即从材料实验和形式实验的角度看现代美术史。这个角度既有意思，也很可怕。有意思之处在于，艺术史是一部语言创造的历史，一切创作和批评应扣住材料和形式来分析、思考，才能回归语言本体，超越近六十年艺术的意识形态化，这一点正是1949年以后中国的艺术实践和学院教育最欠缺的。但可怕的是，这种材料和形式主义的实验教学和创作往往有两个致命缺陷，即缺乏人文性和传统基础，这使得实验艺术产生一种“设计化”现象。

这不仅是八大美院几个艺术院校教学上的问题，也是各种当代艺术展的问题。比如798艺术区甚至著名的国内双年展上，大部分作品是这种设计化的“实验艺术”。观念艺术、波普艺术和多媒体艺术的语言方法及形式，被作为一种教学化的练习形式，总结成和构成、色谱一样的公式化的常识训练，然后填入一些中国图像和题材。这种前卫艺术语言的教学训练，抽掉了人文关怀、哲学思考或艺术家的极致人性，弥漫着一些后海式的小资情调和调侃。这就像将一个前卫艺术家剥皮去肉，血脉和精神尽失，只剩下骨骼标本。

在中央美院美术馆的实验艺术教学展上，你会感叹中国学子的模仿学习能力之强，几乎世界上新潮的艺术形式都有人模仿，在技术上已与国际水平不相上下。但你会怀疑这种学习的意义。我更喜欢那些对世界艺术潮流所知甚少、成长于封闭环境下的艺术青年，他们的语言及材料粗糙，甚至是“土”，但他们身上那种人文性至今仍有精神力量，像延安木刻和’85新潮艺术。如今的实验艺术变成一种类似于珠宝、名店内玻璃罩中的商品的制作，搞得奢侈品般精致。

“实验艺术”的含义是中性的，因此在中国变成一种左右逢源的艺术正确的语言，或者说是一种非政治的政治。好像很前卫，其实空洞无物，大家只知道“实验”永远没有错，但不知道到底实验什么、为何实验。因为实验意味着你可以一无所知，这是一件没有立场、没有终点、没有定论的事情。实验代表要求进步和变化，意味着出发点的政治正确；实验代表客观不带偏见，不预设任何立场，代表一种道德正确。因此，“实验”变得跟“改革”一样，成为永远正确、不能反对的价值观。实验永远是对的，能实验多少算多少，实验到哪儿算哪儿，也不管实验要搞多少年才算达到目标。

在这个意义上，“实验艺术”是一个被规训化的前卫术语。对于体制化的学院和美协，实验艺术就像一场与时俱进的改革，它是一面永远正确的旗帜，又是一套像活体解剖一样可以填表格、评比和课程化的教学体系。对于市场，它就像达米恩·赫斯特的钻石骷髅一样，变成资本的精致奢侈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