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亭》中曾提到广东的“香山岙里巴”。旧时香山，含今日中山、珠海和澳门三地，这“香山岙里巴”所指为何，令人遐想，但显然不是人们所熟知的澳门“大三巴”。明隆庆三年（1569），葡萄牙人在澳门建了中国第一座正式的天主教堂——圣望德堂；万历三十年（1602），巴洛克风格的圣保禄堂开始兴建；明朝万历年间，传教士在南京修建了教堂。这是中国最早的一批教堂，西式建筑的流入也以教堂为开端。

鸦片战争后，国门被强行打开，许多城市被迫开放，并开始拥有大量西式建筑。这些被称之为“洋房”的西式建筑，在上海、天津、武汉、广州和厦门等地生根发芽，此外还有因中东铁路而起的哈尔滨；滇越铁路开通后的昆明；当然少不了因德国强行租借而诞生的青岛。

在西式建筑背后，浓缩了中国近代城市的转型，以及近现代政治风云的变幻。它以传教的形式进入，以殖民化的粗暴形式达到高潮，然后以建设的形式衍生发展。

时至今日，大多数的中国城市人口居住其中，“洋楼”与每人的生活密不可分。

洋楼促进中国市民社会的形成

就像租界成为西方政治文明、法治的“演示阵地”一样，物质文明的普及也从租界发端，洋楼就是一种表现形式。相比传统建筑的封闭幽深，这些洋建筑高大通透，强调采光，美学上也偏向于现代。

《民国元年：历史与文学中的日常生活》里写道：“（上海）租界是一片上海县治之外的独立王国，采用的是地方自治性质的管理模式。租界里诸多有形无形的管理手段和西洋规矩，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呈现出了城市的本质，为当时缺乏公共意识的国人提供了深入认识城市的有效途径。”

当时，上海租界有多达二十条例禁。这些规定一度被视为“帝国主义欺压人民”的证据，但拨开历史迷雾，我们便会发现例禁本身只是一本文明手册。当时，例禁中最让中国人不适应的便是“禁道旁小便”，因此受到惩罚者大有人在。晚晴小说《老学究叩阍记》中写到了一个初到上海的迂腐老学究，由于在路边小便而遭巡捕罚款。他想起自己在京城尚且能随地小便，在租界竟如此受辱，便埋怨不通人情的洋鬼子，“安得义和团复起，将鬼子悉数杀却！”大有“我落后我有理”的架势。

由于租界和租借地内充斥着各国人等，所以建筑风格各异，如青岛八大关就云集各国建筑。小刀会起义后，上海租界亦修订章程，准许华人进入租界居住。这些华人富商模仿洋人盖楼，还融入中国传统风格。

再后来，上海租界里的华人平民越来越多，租界当局又重新规划，催生了中西合璧的两层石库门。这种平民居住的石库门建筑和里弄，后逐渐扩散至汉口、南京、天津和青岛等地。此外，广州沙面租界的建筑风格也影响了西关的城市化进程，如知名的西关大屋以及骑楼，外立面都有西式风格的元素作为装饰。

洋楼浓缩了民国的政治文化变迁

旧时洋楼多位于租界，政客富商云集于此，占据着一个个花园别墅。又因租界有繁华文明，兼有“避世”之效，文人学者更喜欢具有美学特征的洋楼，阔绰的大教授住别墅，落魄文人也可租房而居。

德国人建设青岛旧城因地制宜，沿山建楼。一个个德式庭院居高临下，彼此错落，极具美感的同时又巧妙拓宽了房子的视野。萧军就曾在诗中这样描绘自己在青岛时的住处：“碧海临窗瞰左右，青山傍户路三叉”。

曾是九国租界的天津，保留了欧洲各种流派风格的建筑，政客军阀下野后云集于此。这里临近北京，消息灵通，来去方便，最适宜失意政客隐居。小洋楼的外观细节，往往也有着旧时局势的印记。比如北洋时代政局动荡，换内阁比打针还快，无论权倾一时的政客、手握重兵的军阀还是富可敌国的商人，似乎都缺乏安全感。所以，天津的洋楼设计追求低调内敛，大多不高，并以花园中的林木进行视线阻隔。而且，与上海、青岛的洋楼所不同的是，天津小洋楼的外墙多用实墙，罕见栏杆，更为私密。

公寓情仇亦不可不提。张爱玲曾写道：“公寓是最合理想的逃世的地方。”她住过不少公寓，最知名的要算是七层高的常德公寓，当年名叫爱丁顿公寓。她在这里写下了《倾城之恋》和《金锁记》等，也是在这里，她与胡兰成相识相恋并秘密结婚。

建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枕流公寓也有“海上名楼”之称，周璇曾长住于此。这是一栋七层的西班牙式建筑，初建时便配备了电梯，卧室都是套间，卫浴设备都是进口名牌，地板都是檀木铺就，每户客厅都有壁炉，餐厅和厨房之间必有备餐室相隔，十分豪华。

政治需要的产物——曾经充斥大江南北的苏式建筑

1949年后的中国，又因为政权更替，迎来了新的西洋建筑模式——苏式建筑。苏联式建筑可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为斯大林式建筑，后一阶段则是赫鲁晓夫时代的建筑。

随着共产阵营的形成，苏式建筑迅速扩张。新政权下的中国，以有着尖顶和大五角星的北京展览馆为代表的北京十大建筑掘地而起。但在东方，更为常见的苏联式建筑为相对简约的赫鲁晓夫时代产物。当时，赫鲁晓夫在苏联实行标准化建筑，从墙体厚度、层数和外观样式都进行规定。

也正因为这种效仿，从北京到南京，从合肥到西安，从兰州到乌鲁木齐，都充斥着雷同的建筑，包括政府机关、大学教学楼，还有苏联援建项目中大量的厂区建筑等都变成了苏式。

苏式建筑虽然堪称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但从美学角度而言，苏式建筑走到任何地方，都会成为当地建筑美学的“破坏之王”。比如在当年以四合院为主的北京，笨重方正又千楼一面的苏式建筑破坏了城市的和谐；又如在西安，十七项援建项目与古城完全分属两个世界。

（叶克飞系《故人何寂寞——风雨中的民国故居》一书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