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典小说中，对历史影响最大的一部可以说是《三国演义》。据说，包括努尔哈赤在内的许多大人物就是靠阅读《三国演义》受到基本战略学教育的。严肃的战略学者对此觉得不太靠谱，最起码，那种“点子大王”式的解释是不太符合战略学原理的。

据记载，诸葛亮并未“六出祁山”，从公元228年起，至公元234年其病逝五丈原，真正的北伐部署和实践只有五次，而战于岐山的仅有第一和第四次。回顾历次北伐，双方战略计划和执行上最大的困难在于：蜀汉国力有限，故采取精兵主义政策，以攻为守，但攻防前沿与大后方相隔遥远，因而大军补给和持续的后勤支持困难。曹魏情形则恰恰相反，魏国在兵力和后勤支持上拥有优势，但随时可能面临东吴配合蜀汉自东部和南部进攻的两线作战危险，实际上也发生过这样的情况。兵力的优势也意味着补给量的扩大，为兼顾综合的战略需要，曹魏在诸葛亮担任蜀汉统帅时期采取了守势作战的方略。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习语，很能体现中国古代统帅和战略家对于后勤问题的认知，这在先秦及秦汉战略家的思想与实践中都已反复申明。数万乃至十万大军远离大后方，在遥远的前线与敌军对阵，自己吃得饱，坐等敌人吃不饱，乃是所有野战战略中最有效和冷酷的方法。这里需要考虑到后勤补给的效率问题，运输粮食与其他后勤物资的是人，运输者自后方到前线的往返也需要粮食，因此，最后有多少粮食能运到前线，这成了维系军队战斗力和士气的基本条件，进一步也可以说是决定战役成败的因素。吃饭的战略高于一切神机妙算。

古代对大军后勤的补给主要有三种方式：效率最低的是单人人力的方式，比如蜀汉的所谓木牛流马；其次是利用牛等大型畜力的车载方式，效率明显高很多，但对于道路的依赖很强，而这恰恰是诸葛亮北伐时代曹魏军的一大优势，因为自中原至关中主要系平原，适合此等高效率运输活动；最后，效率最高的是船运，即依赖水系的大型运送方法。这也是古代战争为何总是以争夺对水系及其流域控制为作战目标的根本原因。

然而，所有这些方法都需要极高的后勤成本，真实的战争不是写小说，迁延时日的对峙使得双方大军战略的核心从军事的转向经济的，也就是从比谁能打会打转向谁更能挨饿，谁更能有效维持对峙阶段及决战前的自我输血。历史上的汉魏战争，在蜀汉方面，攻击方向无论是向左攻取陇右，还是往右志在关中，所面临的后勤问题都是一样的。而推动诸葛亮等决策者制定战略计划的核心考量因素，始终是作战的补给问题，围绕这一决定性的现实需要展开有关计划。曹魏方面最致命的应对手段则是源源不断的兵力投送，用船舶运送到作战支持地域，然后运粮队用牛拉大车向前线运送粮草。

这也是诸葛亮去世前汉魏在渭水前线军事对抗的基本情形。蜀汉后勤运输距离遥远，运补效率低下，因此，这种长期对峙是不利于蜀汉军的。诸葛亮采取了屯垦的方法补充后勤的不足，但由于要优先满足前线军事对峙的需求，屯垦也需要长期的土地开发与耕耘，很难提供决定性的后勤替代。双方对彼此的战略优劣均有清醒的认识，因此才有演义中、也是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司马懿坚守不战，诸葛亮百般诱战的故事。

演义作者和读者惋惜诸葛亮之死，残酷的战略现实则是，由于曹魏在兵力和后勤方面日益增长的优势，当蜀汉北伐的势头在汉魏边境地带停顿下来，其失败，或转变为守势作战，只是时间问题而已。进兵中原，再复汉家江山，不过是内部需要的政治口号，这与后世“解放全人类”或“反攻大陆”的作用是一样的，并不是实际的军事计划指导方针。从这个意义上说，仅有汉中前进基地，而始终没有取得关中沃野和人民的蜀汉，在战略大棋盘上从来就没有机会。这也是许多前辈历史学家的共识，崇刘抑曹的演义读者对此只能怪情感代替不了残酷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