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已经八十多岁,跟现在的社会相当隔离。现在年轻朋友的处境,我不大了解。但不论如何,我相信,如果一个年轻人要上进,唯一的办法是学本领,而学本领的最佳途径是读书和拜师。我希望年轻朋友努力,还希望社会为年轻朋友这方面的需求创造条件。我奇怪的是,现在我多次去上海,原来法国公园(今复兴公园)里经常见到的那种义务教授反而见不到了,不知什么原因。
我小时候很苦。我是上海人,家里原来是经营餐饮业的,上海话叫“包饭作”,就是专门给office(办公室)的各级人员送餐饮。我祖母相信一个流言:有钱人家的孩子抽鸦片就不会变坏。因为过去孩子变坏主要是嫖、赌,抽了鸦片就不嫖不赌,安分守己了。我父亲十三四岁时,家里就培养他抽鸦片。父亲29岁去世,那时我才三岁,完全不知道父亲的模样。
父亲一辈子不事生产,他去世时,家产不仅败光,还欠了一身债,用房产抵债还不够。我们全家只好逃亡。我跟妈妈逃亡到宁波,6岁才回到上海上小学。当时没钱交学费,为了让我进租界里的工部局小学,用了二姑父家的名额,因为他是工部局员工。二姑父姓王,于是我也改姓王。我本来叫“沈锦文”,改名“王昌文”,“昌”是二姑父家孩子的排行。
所以,我从一年级开始就懂得隐瞒,知道要瞒骗这个社会才能过日子。这是我最早受的教育。小学六年毕业,尽管功课很好,但我内心总是低人一头。小学快毕业那年,一位老师知道我的情况,不但没有责备我,还鼓励我。于是我把姓改了回来,名字没有改,所以我小学毕业时就叫“沈昌文”。这位老师又告诉我,工部局华人教育处的老领导沈恩孚先生八十寿辰,收了不少贺礼,沈老要把贺礼用作奖学金。他介绍我申请这奖学金。后来批准了,我这才上了工部局办的育才中学。
在育才中学读了一年,奖学金没了,我只能退学。1945年3月,我14岁,进了西门路65号宁波人开的老宝盛银楼做学徒。抗战后,上海严重通货膨胀。1947年到1948年前后,蒋经国规定不得买卖黄金。银楼关门了,工资也停发了,老板只留下两个人,其中一个是我。黄金只能在黑市买卖,我成为老板招待客人的佣人。
我还想念书,因为只有念书才能摆脱我的狼狈处境。但我没钱上学。当时的上海很奇怪,跟现在的北京也不一样,补习学校特别多,有的补习班不要钱,那是因为知识分子没事干了,出来做好事。当时的法国公园,早上6点就有人教书。教书的人都是相当有名的知识分子,都不要钱,只需要听讲。有两堂课是我必去的:一是牛津大学毕业的丁文彪博士教英语,还有一位赵老师教《古文观止》。我每天早晨去听课,白天一边伺候客人,一边复习。
客人们知道我看书,对我都很好。其中有两个人对我帮助最大。一个叫李俍民,地下共产党人。他出身于宁波镇海的大富之家,去了苏北参加革命,后来得了病回上海疗养。他不敢回家,就借住在同乡朋友开的银楼店里。他那时看我老在念英语,就建议我改念俄语。受他的影响,我1948年开始学俄语。上海很奇怪,学俄语也有很多地方,淮海路就有很多白俄教俄语。
我学俄语很努力,走路还在背单词。我学俄语是很冒险的,因为当时在上海学俄语没什么用处。但是你们这一代的人绝对想象不到,到了上世纪50年代的北京,有一个年轻人会俄语,那简直是不得了啊。
客人中还有一位刘硕甫先生,他看我常背诵《古文观止》,劝我多读其中先秦的文章。他又教我书法,告诉我临帖要“意到笔不到”,也对我帮助很大。
当时店里只供应食宿,没有工资。夜校大多还是要交学费的,我只能另外找钱。靠这类收入,1948年我去了一个正规的补习学校(就在五马路格致中学里面)学习无线电收发报——我到现在还记得怎么收发报,不过现在没必要了。
我学得不错,毕业后本来打算找一份收发报的工作。李俍民专门去看了我要去的地方,说那是国民党培养特务的地方,劝我不要去,我才没去。
教我收发报的老师劝我进通讯社工作,但还要再接受培训。上海有一家民治新闻专科学校,开有新闻电讯系。1949年,我考进这个系。但包括我在内只有三个人考上这个系,就被学校停办了。我只好选了晚上上课的采访系。
1949年、1950年我都在这个系读书。1950年寒假,这个学校合并到复旦大学新闻系。我本来可以顺理成章地进入复旦大学,我的同学都去了,但我没法去。因为去了复旦大学要交学费,我不仅没有收入,还要养活我妈妈。当年,我的最高愿望是当小学教师,如果做不成小学教师,马路上那些拉车的人很可能就是我的下场。
让我料想不到的是,解放后机会这么多,我这个上海底层出来的“小赤佬”又活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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