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飞宇：生于1964年，江苏兴化人，作家。毕业于江苏扬州师范学院。今年3月以长篇小说《玉米》获得第四届英仕曼亚洲文学奖。该奖评委会主席大卫·帕克评价《玉米》“在20年之内会成为经典”。8月，长篇小说《推拿》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第一天拿起笔来就伴随着莫名的压抑感。其实我天性并不压抑，相反，是个很乐观的人。但是，当我写小说时，那种压抑感就会跳出来了。写完《青衣》之后，我发现压抑和痛感正是写作的动力。

二十多岁时，就是想用一句话把世界放倒。非常瞧不起小说，只想做一个诗人。我是1983年读的大学，那时候人们心目中的英雄是顾城、舒婷。不过，我很快就知道自己爱诗歌，但能力不在这里，我还是擅长叙事。大学毕业之后，当了教师，突然发现时间太多了，诗歌10分钟就写完了，需要找个能够“杀”时间的事情来做，于是开始写小说。表达欲一直伴随着我，这个很重要。跟语言的亲近感也是天然的。

我脾气急躁，从来都以为自己没有耐性。开始写小说之后，才知道原来那么急躁是因为没有找到适合自己做的事情。我常常一写小说就是十五六个小时，停下来之后，需要想一下，今天有没有吃晚饭啊？

虚构是小说家的基本功

从乡村、小镇到县城、小城市、中等城市、大城市，这样的成长经历让我一进入文学这个行当就有比较宽的“戏路”。35岁之后，我才敢走写实道路。45岁之后，如何面对急速变化的中国都市以及不停改头换面的文化形态，倒是一个新的问题。进入都市后，我们的生活的范围是很小的，视野受限。拓宽生活半径是当务之急，我常常需要通过朋友的关系到处去看，观察各色人等的生活。

以前，我的自信心有点不可思议。1994年，给张艺谋写《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剧本时，我都没去过上海，就是张艺谋拿了一本《上海滩秘史》给我，五六百页，我翻完就开始动笔。写《青衣》的时候就看了一本《京剧知识一百问》。小说出版后，有人以为我是一个老大爷，还有人认为我与某个京剧女演员有彻骨的痛。所以，新闻的本质是真实，宣传的本质是撒谎，而小说的本质则是虚构，小说家需要虚构的能力。

前几年，我运动受伤，去做理疗，差不多有五六年的样子，跟推拿师几乎每天见面、聊天，有些还成了好朋友。后来我写了关于盲人推拿师的小说《推拿》，但是跟推拿师们聊天的内容没有写进去。某些事情会触发我的想象，变个样把故事的模样换了，因为我不希望我的盲人朋友对号入座，那样会伤害他们。其实一旦了解规律性的东西，有些故事可以通过想象完成。虚构是小说家的基本功。那种非得将事实本身写出来的诱惑是没有的，这就是作家与记者的分别。

《推拿》出版后，通过有声读物，我的盲人朋友很快看到了，他们很高兴，又有点意犹未尽，觉得有许多故事比小说更精彩，还经常打电话给我讲各种故事。他们特别渴望对号入座，猜测小说中的人物到底是哪个。但是，与他们聊起来，他们只会说，你写得好啊。我当然知道这其中有某些客套的成分。

写作也凭运气

很多人认为我擅长写女性角色，我倒并不这么认为，只要我对某个人物感兴趣，就能将他/她写好。有时大家觉得某个人物特别出彩，很可能是我写这部作品的创作状态比较好，让人物有了光彩。

作为小说家，一定会有偏好的人物，一种是情感上的，一种是美学上的。比如，从小说美学上讲，《玉米》的主角玉米在各方面更饱满，但是，从情感上我更关注有庆家的。这个人一出现我就格外小心。我年轻时做老师，一直提醒自己要对学生一视同仁，但我也知道只要是一群人，就难免有亲疏。小说家对作品中人物的亲疏不是神秘的事情，而是人之常情。有庆家的善良、美丽，又是被损害的，自然我会站在她的一边。但小说家又不能被人之常情牵着走，小说有自己的逻辑，需要自己平衡。所以，福楼拜写到包法利夫人自杀后会大哭。

在矿业大学的那个假期，我完成了第一本小说。当时写小说的那支笔裂开了，缠了一层又一层的胶带，上面是一个假期的汗水和尘垢。当时觉得有种悲壮感，后来想，有什么好悲壮的呢？写完一个作品跟出租车司机拉完一天客也没有什么区别。

每一部作品的写作过程都是痛苦的，那些神来之笔对写作的人都是坎，是对作者的一次次折磨。我是一个宿命的人，很相信运气。33岁时，《哺乳期的女人》获得了鲁迅文学家。得奖早对我来说是一个好事，因为很早就能看清这一点：有些作品自己写得很满意，但是发表之后默默无闻；有些作品写的时候没费什么劲，却能带来满堂彩。我得学会习以为常，无论什么结果都随它去吧。

宿命感与天性中的悲观情绪有关。但我本身是个乐观的人，悲观的是宏观的生命，很早就知道人总要死的。所以，无论瞬间有多么辉煌、快乐，最后都是茫茫大地真干净。这不需要有多深的哲学素养，而是某个神经类型决定的。我爱运动，每天都在健身房与钢铁器械打交道，最后都是一个失败的形象回家。因为弄不动了才会停止，而当你停下来，就是精疲力竭、被那些器械打败的时候。我每天都在面对这样失败，对于失败就很坦然，这是所有状态的最终归宿。

我们的文化是一个压抑的文化，我们的现状也是压抑的，在权力和资本面前，人们会觉得渺小。我在《推拿》和《玉米》中都写到了性压抑。性压抑其实是一个修辞手法，对写小说的人来说，性是一个公器，能够说明很多问题，有很好时代特征。《玉米》中的性压抑是“文革”时代集权政治的压抑，而《推拿》中的压抑是商品时代的压抑。对于中国人来说，能够压迫他们的也就是权力和资本这两座大山。

高速发展与战乱没有区别

时代发展太快了，中国处于快速的上升期，又遇上这个快速的时代，就是一个加速度。五年前的手机和iPhone4放在一起，感觉一个时代过去了。所以，有人戏言，90后是怀旧的一代。当然，时间是恒定的，快与慢更是人心理的映照。

处于高速发展的时代与遇上一场战乱没有区别，每天都在和和美美地妻离子散。这对于小说家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时代，有很好的素材。我们看到外部世界如此繁荣、强大，其实内心破烂不堪，外部不停地在建，内部不停地在拆迁。兵荒马乱，如何收场？我也不知道。大家都无法节制，今年收入3亿，明年一定要4亿，能力已经达到3亿了，内心的欲望告诉你没有4亿不行，只有得到4亿之后才能存活。

但是不发展又怎样呢？好像谁也不知道。未来像宇宙一样，无边无际，没有尽头。没有一个人会告诉你，到哪一点可以停止了。所以，我渴望的时代性就是尊重局限、尊重节制。但问题是没有人会选择克制。在外在的价值评判上，也与无节制发展有呼应。身价2亿的人得到的关注和肯定比2000万的多。人人都为着更高更强拼杀，文明社会便成了一个丛林。这几年，网络中最时髦的词都是表达负面的，纠结、悲催成为全民使用率最高的词。这是时代的问题，人的幸福指数很低，一旦有一个表达负面的东西，就会广泛传播。

作为一个宿命的人，只有一个办法应对这个不断膨胀的世界，那就是更加开心地活着、更加踏实地干活，用内心与外部世界周旋。否则，一个苹果就可以把你的人生毁了。一会儿iPhone4，一会儿iPhone 4s，不停地换，不停追。所以，我觉得我儿子挺了不起的，我给他iPhone时，他说，不要，我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

毕飞宇答问

问：有什么人生经验可以分享？

答：我十多岁时，站在五六米高的桥上往下跳，第一次的时候吓得要死，跳过一次就不怕了。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做过就不怕了。

采访手记

毕飞宇曾经是留着长发的校园诗人，坊间有一种说法，他能在三分钟内让女人对他产生好感。但是，毕飞宇应该是个传统的爷们。比如，当我赞扬他是最帅的中国男作家之一时，他便有些生硬地说，外貌对我来说没有什么作用，既不能让我写出好作品，也不能让我的书卖得更好。其实我只是想说他长得不错，像赞扬女人的外貌一样，这样的开场白有时不过是寒暄。当然，很多爷们会不太习惯。

还有一个事情也可以用来注解毕飞宇这个人。有一次他去体育场看比赛，没有票，混进去后直接站在教练旁边看，检票的人观察了许久，问他是坐哪里的，他望着检票员，摇摇头说，没时间。对方犹豫半天还是走了，他抱着胳膊看完了整场比赛。这被他称之为对话的力量。

毕飞宇应该是一个心理素质很好的越轨者。我曾想问他是否幻想过当罪犯，但最后还是忍住了，因为我可以想象他会给我一个怎样的答案。他是个极具雄性气质的人，却能描摹女人最丰富细腻的内心和情感。对于这一点，他并不完全认同。他说，只要我喜欢某个角色，就能写好，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老人还是小孩。我相信这是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