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高美身材高大,却有着法国女人藏不住的优雅。她穿中性套装,穿梭在自己的雕塑作品中,仿佛时刻都与大理石和青铜交换着能量。她能在250吨的巨石中,雕刻出一座小教堂,也能把世界上最美的芭蕾舞演员,修长健美地复活在青铜上。
出生于捷克、求学于巴黎、定居于摩洛哥与意大利的安娜·高美,是欧洲著名的城市雕塑家,共有超过60件雕塑作品,放置在不同国家或城市的公共空间。这位画家出身的雕塑家,因一双娴熟于刻刀的手和保护心灵的“外衣”,获得了无数艺术奖项:达利奖、卡夫卡奖、马萨里克奖,甚至成为唯一一个获得“米开朗基罗雕塑终身奖”的女性艺术家。
2015年10月,安娜·高美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了个人展览,展出15件大型雕塑作品,20件小型雕塑作品,以及30件绘画作品。西西弗斯、普罗米修斯、尤利西斯、唐璜、翠鸟、芭蕾舞演员……这些围绕着欧洲神话和文学艺术的形象,都在她的手下一一被重新赋予生命。
要读艺术,要去巴黎,要当一辈子艺术家。
安娜·高美是捷克人,1940年出生于莫多瓦河岸的捷克克鲁姆洛夫小镇,二战末期,跟随家人从波希米亚迁至奥地利维也纳。幼年时,她就表现出对绘画的天赋和兴趣,虽没有继承音乐家父亲成为一名小提琴家,但艺术的基因却从小就激活了她。“我4岁左右,就开始陷入一些形而上的问题:琴声是什么?旋律是什么?美是什么?线条是什么?生死是什么?我被生下来,活在这个世上为了什么?”这些思考,绵延在她的生命里几十年,在她早期的一些素描绘画里,到她后期的油画、雕塑中,都能看到隐含的痕迹。
一幅画于1980年的绘画中,一个裸露的女性身体,呈现着年轻的、明亮的、有力量的美,以及一件老妇人的空斗篷,像在生活的重压之下,因为焦虑、痛苦和恐惧而佝偻着身子。钟情莎士比亚的安娜,把这幅画命名为To be or not to be(《生存还是死亡》)。这幅在她近40岁时画下的作品,渗透着她4岁时便反复纠缠的终极问题。
虽然从小画画,但安娜接受正式的专业培训,已经是成年进入婚姻生活后。父亲1970年去世后,安娜告别了奥地利的三个姐姐,与丈夫一同前往法国读书。“我要读艺术,要去巴黎画画,我要当一辈子艺术家。我成了家里四个女儿中唯一坚持艺术之路的叛逆的安娜。”在法国公立美术学院和大茅舍画院进修期间,安娜的三维画风曾引起教授的注意。“他们认为我可以向雕塑发展,但那时我全心投入油画,不认为那些大理石、青铜和我有什么关系。”
1992年,已沉浸于画家角色的安娜,遭遇了一场意外。刚在维也纳、萨尔茨堡和苏黎世等举行了个人画展后,一场车祸,让她从每天要驻足8小时的画架前,坐进了轮椅里。漫长又痛苦的恢复期,让安娜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她做了一个决定:暂时放弃绘画。她把目光转向了青铜——修养期间,一位作家朋友给她带来了奥斯卡· 王尔德的传记和老照片,希望她尝试做一件王尔德铜雕肖像。We are all in the gutter, but some of us are looking at the stars(我们都生活在阴沟里,但仍有人仰望星空)——类似这样的语录冲击着安娜,她觉得自己懂得王尔德的灵魂。一双手在刻刀面前,不再局促与陌生,她完成了这座雕像。距离车祸6年后,安娜彻底从轮椅上站起来,像在一块命运的大理石中凿刻出的新生命,她正式走向了雕塑。
这次变故之后,安娜手中正式诞生的第一件雕塑作品,便是曾画在《生存还是死亡》中的“空斗篷”。“对我而言,这件斗篷象征着那些可以使我们在这个地球上历尽沧桑得以幸存的东西。它凿出了我的痛苦,也凿出了我对未来生活的信念。”这件“心灵的外衣”一问世,便被选中参加了在彼得拉桑塔主广场举行的展览。立于安娜身旁,这座斗篷,就像一件崭新的战袍。疾病为画家安娜·高美成为雕塑家安娜·高美打开了一扇门。
那个达利的女弟子,充满力量感,简直不像女人。
安娜这次在中国的展览,除了35件雕塑作品外,还有她于不同时期所作的绘画作品。其中有一幅画于1977年的木炭素描,翘着小胡子的达利在画面中央斜睨着观者,脖颈以下是他的那位用美貌惊动过艺术史的太太Gala。这幅肖像画名为《我的导师》。画面中牵引出来的,是一段40年前的故事。
刚到法国时,还在艺术系求学的安娜,一次和同学获邀到巴黎的莫里斯酒店与达利会面,并有机会把个人作品呈交给他看。达利带着妻子Gala一起坐在那里,当收安娜的作品时,达利举着画纸突然消失了,他跑到另一房间去了。推门出来之后,他指着安娜:你一定不是女人!惊讶的安娜停顿了很久才明白,这是一句很重的褒奖。达利后面半句说的是:我没有见过一个女人能画得如此男性化,女人是没有这种想象力的。
安娜到巴黎的一切意义,仿佛在遇到达利的那一刻,被重新确证了。她坚信自己会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并在心里坚定地视达利为精神导师。这个故事传出后,欧洲艺术圈在评价安娜时曾用词“那个达利的女弟子”。
《马鞍与时间》、《抽屉人》、《头上插玫瑰的女人》……达利那些经典又前卫的雕塑作品,在安娜受伤沉寂期,都像远方的缪斯一样刺激着她。她少年时期在奥地利大量接触的歌剧、芭蕾舞剧以及二战后整个欧洲大转折期的文化变迁,都在她意识里被重新激活了。
冯·卡拉扬、卡门、唐璜、舒伯特、尤利西斯,以及曼陀林舞者、捷克音乐家、奥林匹克的运动家……在雕塑过程中,安娜除了在灵魂上走近他们,还要肢体上去感受蕴藏其中的动能。“那是起伏在石料、铜料中的一种能量。”最终,芭蕾舞演员、小提琴家、赛道竞技者……这些在肢体上充满动感的形象,被凝固又复活在安娜的雕塑作品中。“达利曾经说过,一件优美的雕像作品是不可能静止不动的。另一位天才女雕塑家、罗丹的情人卡米耶·克洛岱尔也说过,雕塑中最难展示的就是运动的状态。我的作品在尽可能挑战重力,看起来像在舞蹈、在竞技。你看着它们时,它们在用肢体的势能和你交流对话。”
“请丢弃你的铁石心肠,而我将为你换上一颗善良充实的心灵。”
就像达利,即便做了无数惊世骇俗的作品,最能代表他的似乎还是那个“流淌的钟表”——他彻底颠覆了时间的概念。对于安娜来说,她艺术世界里的“时间”,更多地流淌进那件佝偻状的空斗篷。“斗篷反映出一种疲倦和沉思感,并且将我们包裹在它的温暖、爱和怜悯之中。我忘不了第一次画出它、雕刻出它时,触动我的感觉。也不记得至今共做了多少件《心灵的外衣》,它们最小的150厘米高,最大的则高达5米。这斗篷就像我精神的一座避难所,也是我理解人类情感的一个心理支撑。”
因为创作了太多“斗篷”,安娜感悟到了更多斗篷围裹下的安静的力量。“就像圣雄甘地的某种精神,那是一种和平与良知的力量。”2002年5月,安娜受奥地利萨尔茨堡的大主教委派,为罗马教皇保罗二世创作一个雕塑。“我当时就在想象这样一个画面:一个穿着白斗篷的人坐着,他因为承受苦难而弯曲着身子。我在底座上雕刻了《以西结书》中的话语:请丢弃你的铁石心肠,而我将为你换上一颗善良充实的心灵。”安娜后来回忆,她见到82岁的保罗教皇二世时,觉得这句话就像为他而写,“我好像遇见了整个世界的良知”。
斗篷成了安娜的缪斯,也成了她几十年来感受世界的一个特别的窗口。2005年, 安娜与丈夫庆祝40周年结婚纪念会上,圣方济各圣殿修道院的院长问她,可否根据圣方济各的话“在一个缺乏神圣的空间,我们用自己的身体去祈祷和沉思”,把斗篷雕塑成一个冥想空间。
安娜像是背负了一种使命感,因为这个请求,开始了她的“石客”(Stone-Guest)创作计划,要寻找一座巨大的白色大理石,来雕刻一座斗篷式的教堂。
长达一年的寻石之路后,安娜确定,世界上只有一处采石场,能为这件作品提供合适的巨石料,那就是卡拉拉大理石山脉的米开朗基罗山洞采石场。“那里曾为古罗马的纪念碑提供大理石,而米开朗基罗、贝尼尼等很多大师之作当年都是在那采石料,比如大卫。”在那里,安娜找到了一块250吨重的白色大理石,体积大到无法搬运,而只能在该采石场中直接进行雕刻。当地的评论这样说道:这是继500年前米开朗基罗如此创作之后的第一次历史重演——现场雕刻;也是雕塑历史上的第一次——巨大石块的中间被雕空,用以创造一个空间建筑。安娜在粉尘密布的石山上,再一次开始了她的修行。
2008年,这件白色斗篷样的高达5米的“小教堂”,在安娜的艺术功力与强大意志力下终于诞生。也是这件作品,让她收获了意大利雕塑界最负盛名的奖项——米开朗基罗奖。这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女性雕塑家被授予这个奖项,安娜凿出了雕塑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斗篷”,成了和安娜一起进入艺术史的符号。
安娜说,几十年来她建造的不只是一件件心灵的“外衣”,也是一次次贮满心灵的“内里”。这次来中国的展览中,安娜带来了两件“心灵的外衣”:一件在展厅内——一座高1.2米的磨光铜“斗篷”;一件在她身上——那是与她的精神和心灵附体的隐形的“斗篷”。
©2021 neweekly.com.cn. All rights reserved.
本站内容归属广东新周刊杂志社有限公司版权所有
以商业目的使用网站内容需获许可
评论
下载新周刊APP参与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