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2012年世界将迎来水瓶时代，人类重建秩序的新世纪将到来。但我周围的人仍处在各种困境中，他们解决纠结的方式是展望未来、回想过去，逃避现实或者变得更现实。

3月，时隔7年再去台湾，在台中策划一个当代水墨展览。参观东海大学，这座由贝聿铭规划设计的校园为迄今华人世界最好的大学校园，每个系的教学楼都采用了宋代书院形制，有后现代风格。某种意义上，现代大学制度成为台湾民主政治的成长基础。在与东海大学艺术系研究生的对话中，台湾同行也感受到大陆新一代学人的成长力。他们觉得“文革”中断裂的传统正在大陆新一代学人身上迅速复原，对西方艺术的学术自信亦与日俱增。

今年我接连做了几个水墨艺术展，并发表一些文章，探讨有关当代艺术与禅宗、中国传统的关系。有一些人批评这是逃避现实退回传统。尽管我身边近年有不少学人退回传统埋头书斋梳理国学，或以反帝国主义之名拥抱威权政治，但我并不是一个从过去寻找希望的人。儒道释在哲学和艺术上魅力非凡，然而中国文人传统中个人意识的缺失和对皇权的调情态度是精美中的硬伤。我也对日益强大的垄断性的行政权力始终抱有疑虑。在某种意义上，三十年改革正出现某种阶段性倒退。

尽管不是传统主义，但历史意识逐渐在内心强化。历史记忆的断裂可能是未来中国最大的精神危机。年轻一代如70、80后，都已不了解上世纪80年代曾经发生了什么。学潮、社会运动、理想主义、思想解放，在课堂、新闻、网络和图书中都难觅踪影。对大部分年轻一代而言，“文革”、“反右”、红卫兵仿佛从未发生。我这一代对“文革”及之前的近现代史的了解亦是浮光掠影。4月初，我在台湾和香港的书店转了一个星期，港台已经成为大陆近现代历史空白的出版基地。2011年大陆有关辛亥革命百年的大量出版物亦反映了这一代人要重新学习历史，比如辛亥时期革命内部就展开残酷斗争，现代个人崇拜和党国体制始于民国。

9月我在上海多伦美术馆策划了鲁迅之子周海婴的摄影展。2009年完成以鲁迅为题的博士论文后，我今年一直在与鲁迅家族发生着神秘联系。年底，在鲁迅长孙周令飞组织的鲁迅文化发展基金会有关如何发扬鲁迅“立人”精神的研讨会上，我的旁边坐着跟我同龄的60年代生学人。我们这一代成长于思想解放的80年代，80年代实际上延续了“五四”的思想传统，即鲁迅这一代接受的欧洲启蒙主义有关“人的解放”的观念。80年代的文艺青年身上普遍具有叛逆精神，精神上受到存在主义和垮掉一代的影响，不愿意与主流为伍，愿意在民间和体制外从事前卫探索。

历史记忆和叛逆精神的缺乏似乎是年轻一代最大的精神危机。这一代年轻人为了求学、找工作、买房等现实，正出现一种奴性化或者两面人现象，至少在老师、领导、老板面前普遍是一种小心翼翼、诚惶诚恐甚至唯唯诺诺的社会形象。“人的解放”话题在近二十年不再被媒体讨论，有良知和知识分子情怀的青年，也不敢对社会讲出自己真实的看法，这在80年代是不可想象的。从这一点看，90年代后的社会精神不全是进步，有些领域甚至在倒退。比如行政的公权力机构不是更民主，而是有更专制化的趋向；资本构成的公司等市场机构也并不完全是现代社会的民主文化，而是一种以老板为中心的封建化的权力，这是造成年轻一代叛逆精神消失甚至奴性化的原因之一。

11月，《艺术》杂志国际英文版主编郑胜天在加拿大通知我，说我获得了该杂志主办的“中国当代艺术批评写作奖”，肯定我这些年对当代艺术及其市场的急功近利的批判。作为60后，如何做些事情让下一代与我这一代的80年代记忆连接上，成为一种日益强烈的历史意识。当然，我这个年龄已经到了一个精神真实的时期，我也不认为自己能改变社会和艺术圈。但作为受80年代精神解放熏陶的一代，我们唯有做一个“悲观的积极主义者”，即对于改变社会是悲观的，但仍会持一种积极的行动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