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圣希 百老汇电影中心总监

杜琪峰小时候每逢5点放学，就会飞一般冲进东乐戏院，穿过大堂，一直钻到银幕后边，帮在戏院工作的父母干活，其实是为了在银幕后面看电影。

无独有偶，彭浩翔幼年总躲在金声戏院的厕所里，等下一场次入场他再溜出来，偷偷多看一场电影。多年以后，彭浩翔在一个活动上撞见戏院老板陈荣美，对他说道：“多谢‘金声’当年管理松散，要不然我就没有机会看电影和当导演了。”

这是孕育50后和70后香港导演的电影院。新一代影人，则是在油麻地果栏附近的百老汇电影中心长大的。

“油麻地？杂啲喔。”以往讲起油麻地，香港人都会这么说。上世纪70年代，油麻地果栏是黑帮的地界，没有人会将艺术二字与这里相连。影院倒是有的，不过是工人、车夫和小贩悠闲的地方，是大众的、草根的、色情的。

电影中心总监麦圣希说，湾仔的艺术影院新华戏院关门以后，百老汇院线老板江志强心心念念，要再建一家艺术影院，而油麻地刚好有这么一个位置。1996年，独栋的电影中心拔地而起，四年后，库布里克书店诞生，与咖啡店、CD铺、电影院贯通，成为香港当时少有的文艺复合体，也是影展和讲座的场所。

文青慢慢都知道油麻地有个文艺圣地，“库布里克”也成为一种身份标识。连独立乐团my little airport都唱道，男神不懂寇比力克（库布里克），缺陷能原谅吗？

麦圣希觉得，来到电影中心的人，原本就有一种归属感，“不是所有人都会看一套《伴生》，但原来我不是全世界唯一会看这部片的人”。大家一个眼神，就能迅速产生共鸣，这种感觉，在商业影院难以得到。电影中心无意做成Speed Dating的场所，却无意间聚合了同一类人。

这二十年间，香港看文艺电影的人多了。初建立时，电影中心四个院都播艺术电影，但几乎没人看。2000年，电影中心改变策略，一半放商业电影一半放艺术电影，以维持收支。到现在，除了节假日会排商业片，电影中心大多时候都在放艺术电影，上座率依然不错。电影中心的观影群体也不再局限于年轻人，早场可以看见排队的老人家，下午会有家庭主妇，而晚上则更多上班族或大学生。

香港人对艺术片的接受程度越来越高，只要题材和他们有关联，他们觉得有观赏价值，就会来看。麦圣希认为，这种转变，一来跟电影中心的推广有关，二来是因为80后、90后、00后观众口味的变化。“这个群体更为自我，讲求个性，着重心灵满足，他们的价值选择没有商业考虑”，这跟中产阶层的崛起也有关，“中产开始享受生活，对消费有要求，他们不满足于看《变形金刚》。而且网络发达了，大家慢慢知道更多电影，不再满足于以前那些以屎尿屁作笑点的低质素港产片”。

好些80后香港电影导演，是在电影中心成长起来的，比如拍《一念无明》的黄进，还有《伴生》的黄肇邦。而较早期的陈果，亦是电影中心的标志人物，《香港制造》《香港有个荷里活》《榴莲飘飘》发行时，没多少人认识陈果，在电影中心独家放映陈果系列电影之后，香港电影界逐渐认识到香港三部曲的重要性。

很多人认为香港电影已死，但麦圣希并不认同这种论调：“相比80年代香港电影产量，现在数量的确少了很多。但我不会用数量去衡量，香港电影精神仍然存在，并且影响内地市场。内地最卖座的电影，香港导演占了百分之二十，不少内地电影里面也有香港元素。而本土电影数量不多，但都有一定的质量。”近年香港新导演的涌现，给了麦圣希很大的信心。

电影中心有一种文艺自觉。它一直在争取填补那些香港片商没有的、他们觉得十分有代表性的戏，比如文森特·加洛的Buffalo'66、北野武的《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麦圣希对香港文艺电影市场的走势是乐观的。二十年来，除了百老汇电影中心，香港文艺活动和文艺地标也比以往更多。虽然文艺团体抱怨房价太贵，难以维生，自嘲要与地产商“打游击”，但是年轻人的文艺社区，还是从深水埗、观塘、葵兴这些旧工业区慢慢自我转化而来。

香港不单单是商业都市。香港诗人廖伟棠说：“你说那是拜金都市、商业游乐场，那么它必然有着你所不知道的另一个香港的存在，那是一个耐心潜沉到生活的深处、着眼于城市文化诡异的细节的人才能发现的世界。”比如，阴暗楼道里的楼上书店，上环街巷里的隐蔽小店，工厦里的band房，还有周末在文学馆读诗的人。

走马观花，无法读懂香港，只有潜下去，方能看见那个看不见的城市。

《新周刊》&麦圣希

推荐一个你喜欢的文艺场所？

中环的Visage One。它白天是一间发廊，晚上摇身一变成Jazz Bar。在中环这样高地价高物价的地方，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去适应和坚持，我觉得这就是香港精神。

你心目中的天堂电影院是怎样的？

我觉得天堂电影院好像一个果园那样，我随时随手可以拿到最新鲜、最想吃的水果，我从不同的生果当中可以吸收不同养分。如果我入到天堂电影院，就好似走入无穷无尽的片库，我走过这个片库，我选了这套戏，放进去，就可以坐在银幕前看了。自由丰富，无穷无尽，这就是天堂电影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