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馆在欧洲诞生于拿破仑大革命之后，历史名作从封建贵族的宫廷中解放出来，从此卢浮宫变成向市民开放的公共美术馆。辛亥革命后，鲁迅作为现代中国第一任美术官员，曾为教育部撰写第一份国家性的美术发展纲要“拟播布美术书”，其中很大篇幅涉及中国现代美术馆的建设构想。不久后故宫正式成立博物院，向国民开放宫廷藏品。在这个意义上说，美术馆是现代民主制度的产物。

4月中旬，台中大象艺术空间馆邀我策划抽象水墨展览“无识的形相”。在大象空间馆主持人钟经新女士的安排下，我参观了台北市立美术馆（俗称“北美馆”）、台北艺术大学的关渡美术馆、台中市的“国立台湾美术馆”（俗称“国美馆”）、高雄市立美术馆、高雄佛光山寺佛光缘美术馆、宜兰县立兰阳博物馆及台中市政府赞助的铁道艺术仓库，得以了解台湾美术馆的最新演变。

我第一次去台湾是2004年，当时应台北当代艺术馆长谢素贞之邀策划了“华人新视界”展，是台湾举办的第一个两岸当代摄影展，时任台北市长、国民党副主席的马英九莅临开幕式并发言，我还陪着他在大陆展厅参观了一遍。这个展览是台北当代艺术馆开馆后的第二个展览，该馆也是台湾变革中的美术馆制度的一个试验榜样。

台北当代艺术馆相当于台北第二市立美术馆，采用“国有民营”制，即政府提供一幢国有资产的老房子、市立美术馆的名义和税免政策，由社会资本成立董事会进行经营和管理。上世纪90年代末至今，民营美术馆热在大陆此起彼伏，但大都因得不到制度支持昙花一现。台湾的国有民营制度，很适合大陆借鉴。

台北市立美术馆正在举办“莫奈的睡莲”展，展出由法国借来的莫奈的晚期名作，运作资金来自政府的财政拨款和民间资本的合作。“国立台湾美术馆”不在台北，而在台中，这是为了平衡文化资源，不要过于集中在一地。两任前“国美馆”馆长倪再沁和薛保瑕都是我的老朋友，倪再沁后来担任台中东海大学文学院长，他参加了我们题为“当代艺术与中国传统”的研讨会，并邀请我和艺术家张羽、朱叶青去东海大学与研究生座谈。

倪先生说跟大陆人士交往近二十年，高估了“文革”对传统的破坏力，却低估了大陆对传统文化的复原力。他是台湾第一个民选的国立美术馆长，即由艺术界代表票选产生，从而结束了之前由政府任命的历史。他在任上最大的进展是开创了国立美术馆的相对独立性，引以为豪的一个例子是他拒绝了时任台湾省长的宋楚瑜指派的政府公务员书画展，以及一名有权势的民进党议员推荐并威胁一定要做的“人情展”。倪先生说他拒绝的底气就是辞职，这样会造成舆论哗然，官方最后不得不向他让步。

高雄市立美术馆馆长谢佩霓是倪先生培养出的第一代台湾美术馆专业的学生。民进党籍的高雄市长陈菊亲自邀请她出任馆长，她提出两个条件：一是美术馆不能被任何政党用作政治竞选和宣传场所，保持政治上的中立性；二是美术馆不做任何官方指派或者权势人物说情介绍的展览，以保持学术的独立性。没想到陈菊一口答应，并拜托她重振高雄的文化地位。

台湾的美术馆已形成新的文化生态，即市立美术馆成为公众关注的政府业绩的文化指标。谢佩霓请我们看展览，要求我们自己买票。在宜兰县立博物馆，馆长廖仁义博士自己掏钱请我们看展览。美术馆长不送免费票，这在大陆是不可想象的。这不仅由于台湾严格的公款消费制度，还因为公立美术馆要保持独立性。

7年过后，重新踏上台湾岛，目之所及的经济和城市面貌，确实如同电视上看到的那样，由于党争阵痛停步不前，美术馆亦未获得理想的进展，比如官僚主义和对美术展览的政治干涉，经济的停滞对美术馆的资金来源影响不小。新一代政治家由于长年累月的政治投入，对现代艺术的认识不足，艺术圈依然有江湖派系之争。但撇开这些瑕疵，仍然能看到台湾美术馆在艰难历程中取得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