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我们不短信，不网聊，不漂洋过海，不被堵在路上，如果我想你，就翻过两座山走五里路，去牵你的手。”有感于现代通信便捷而爱情表达却迟钝，擅长说话之道的蔡康永在微博写下76条“给未知恋人的爱情短信”。

现代人有时候不懂表达。《非诚勿扰》某期节目讨论爱情语言，女嘉宾争奇斗艳，用上了俄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德语、法语，但来来去去不过是对中文“我爱你”直接翻译。1960年代生人的黄菡补充了两个版本：如果表达I love you，张爱玲会说“原来你也在这里”，读红楼梦的刘心武是“这个妹妹我见过”。一旁的宁财神接口补上一个鲁迅版：吴妈，我想和你困觉。

这三则背景不同、身份各异的爱情表达范本，都来自白话文的贡献：《红楼梦》是古白话，而鲁迅和张爱玲是现代白话文写作的翘楚。

“在中国，现代浪漫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仅改变了中国人对社会政治发展的一般见解，同时也改变了中国人对男女感情的看法。”上海大学教授葛红兵写道。

如今，我爱你的情境发生更符合愚人节而不是情人节。爱情的表达是千篇一律铺满鲜花和蜡烛的“十动然拒”，是爱无能、情无趣。

“知识我也不要，名誉我也不要，我只要一个能安慰我体谅我的心，一副白热的心肠！从这一副心肠里生出来的同情！从同情生出来的爱情！”白话文运动第七年，郁达夫借《沉沦》喊出一代人的情感需求。

年轻人是爱情先锋队。黄埔军校的政治课堂上，曾为《新青年》撰文的中共党员高语罕点拨学生：“同学们都是风华正茂的青年，也许百分之七八十都是没有对象的未婚者，以我在学生时代的经验，用文言文写爱情信，不如用白话文写爱情信，这是最能表达内心情感的，诸位努力写吧！”

白话文时代的爱情表达不再是“一方素帕寄相思，横也丝来竖也丝”的猜谜语。白话文运动最盛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诞生了“民国四大情书”经典。

当鲁迅与许广平异地谈情，这位正经的先生对前女学生、现女朋友表忠心：“听讲的学生中有女生五人，我决定目不斜视，而且将来永远如此，直到离开厦门。”这些信后来结集为《两地书》，鲁迅在自序中称：没有死呀活呀的热情，没有花呀月呀的佳句，不外乎是对学校风潮、饭菜好坏、天气阴晴等信笔写来。

当徐志摩示爱陆小曼，最最新潮的读者恐怕也脸红心跳：“龙龙，我的肝肠寸寸的断了”；“我惟一的爱龙，你真得救我了！这几天的日子也不知怎样过的，一半是痴子，一半是疯子，整天昏昏的，悯悯的，只想着我爱你”；“龙呀，我想死你了，你再不救我，谁来救我？”

当朱湘隔着太平洋想念刘霓君，指腹为婚的旧式婚姻也焕发崭新爱情的活力：“你说我的信很可爱，这是因为你是一个可爱的人，所以我写给你的信也跟着可爱了。”

当沈从文苦恋张兆和：“我一辈子走过许多地方的路，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不在“四大”之列的朱生豪，虽被朋友笑谑为“没有情欲”的木讷书生，言情起来却比谁都极致——“我是宋清如（朱妻）至上主义者”。

浪漫春光苦短，战争以不可控力洗劫爱情格局。50年代的爱情模式不是我爱你而你恰好也爱我，而是先结婚后恋爱开展革命伴侣生活，当漂亮的文工团女演员被分配给一个个胡子拉碴的“石光荣”，能够说的也只有“服从组织安排”。

表达越来越直接，表白越来越随便，约会变成约炮，爱情变成色情。

50年代，爱情打着友谊的旗号，是“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正义凛然。当志愿军467部队一分队的胡应龙通过书信与战友介绍的小学女教师何杏菊联系，自我介绍程序是家庭成分、工作履历、党员关系然后才到个人兴趣。第一次约会的讨论话题关于“今后友谊的发展和巩固”，第17封信终于互相去掉了同志称谓，第21封信惴惴不安的男人委婉表白，措辞是“向组织上提出关于我们的事情”。第34封，男人追问她信上“一个幼稚的她的心似乎已经献给他了”中他和她究竟指谁，还撒娇让女人不许回避。而通信10个月后，深陷爱情的男人总算在第45封信表达：让我鼓起勇气告诉你，亲爱的，我已经深深爱上你了；请相信我一个革命军人、一个共产党员的道德品质。

60年代，政治强行介入爱情的表达方式，“一等姑娘嫁军人，二等姑娘嫁工人”成为主流爱情观。当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心上人开口是《毛主席语录》，出手是《毛主席诗词》，允许夹带的私货最多是在扉页上落一句积极向上的祝词。

70年代，当爱情随着知识青年下放到农村，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小河边、打谷场、苞米地，爱情是冲破围栏的你侬我侬。但美丽的西双版纳留不住回城的知青，多年后回头想想村里的小芳，爱情的缅怀只能是“谢谢你给我的爱，伴我度过那个年代”的冠冕堂皇。

终于，挺进了理想主义的80年代，爱情跟随政治、经济开展深刻反思，女作家张洁以第一人称写作的《爱，是不能忘记的》掷地有声，宣告了婚姻必以爱情为基础，否则注定痛苦。

1982年，当23岁的文学女青年爱英给她崇拜的杂志编辑欧老师写信，在一番“读完你推荐的《金粉世家》，自觉不及《红楼梦》”、“你批评琼瑶的小说庸俗，我却认为它细腻优美”的文学交流之后，她初表情意：“我还是决心像你希望的那样，多看世界名著。我想，这样就能离你近一些吧。”

这名自觉配不上文字工作者的护士以朴素的语言表示爱情决心：“亲戚朋友的压力大得让我喘不过气来。在我看来，你33岁不重要，你离过婚有一个儿子也不重要，只要让我感到值得。”23年后，当他们的女儿在床下木箱翻出这些泛黄纸张：“我的眼泪哗哗落下来。1982年的妈妈和我如此相像，天真、敏感，对感情过于执著。”

90年代，爱情是从港台传过来的流行歌曲，语言表达不再“爱你在心口难开”，而是“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是“我和你吻别”，是“爱要说，爱要做……不要反反复复想得太多”。

互联网时代的新世纪，想得更少，做得更多，表达越来越直接，表白越来越随便。一颗爱心、一张红唇、一朵玫瑰的表情符号，就取代了语言的丰富之美。终于，约会变成约炮，爱情片成为动作片，等发觉还有真爱，用尽搜索引擎，秀遍各国语言，表达的不过还是三个字：“我爱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