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在《来自液态现代世界的44封信》中表达了他的世代观。首先,他承认个体的独特和不可复制,“世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对老年人如此,对年轻人也是一样”;同时,“我们有可能发现,在某些特定人群中,某些特征或特质往往比在其他的人群里更经常地出现”,正是这种“相对浓缩性”让我们得以讨论这些范畴:民族国家、阶级、性别——或世代。
所以,命名一个世代,不管是以年龄段区分(如常用的70后、80后、90后、00后),还是以精神气质区分(如“迷惘的一代”、“垮掉的一代”乃至“飘一代”),无非是找出那种“相对浓缩性”。以年龄段区分,往往被认为太过简单粗暴,有些人就不喜欢被标签为“××后”;以精神气质区分,“相对浓缩性”概括得越准确,越能引起共鸣——2000年《新周刊》首创“飘一代”概念,15年后《新周刊》对当年的“飘一代”个案进行回访,不止一个已人到中年的被访者表示,如果“飘”指的是不安于现状,是精神上的“飘”,那自己一直都是“飘一代”。
飘一代——“漂泊者还在地上跋涉,飘一代已在空中飞翔。”
贾樟柯说过,路遥的《人生》对他的影响很大:“路遥的‘人生’的核心问题是大陆的户籍制度,那个户籍制度非常严酷,限制人旅行移动的自由和受教育的权利。这个制度是本来就有,但是看了小说以后会发现原来它是不合理的。所以这篇小说给我们一个懵懵懂懂的反思身边体制的契机。”
贾樟柯并没有指出他是哪一年读到《人生》的,以他的年纪(生于70年代初),应该是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事。反抗自己的出身,希望逃离平凡的生活,正是以贾樟柯为代表的小镇青年最初的觉醒。不过,要到90年代,最早的“飘一代”才看到逃离现有生活的可能性:首先是市场经济已占据主导地位,出现下海潮。据人社部后来公布的数据,1992年辞职下海者超过12万人,半下海者(停薪留职、兼职)超过1000万人。接着是1996年国家宣布废止毕业生分配制度,大学生得自寻出路。于是,或主动或被动,人人都得开始飘。
被飘一代首先扔掉的东西是户口和档案。1995年夏天,刚从华中师范大学地理系毕业的文艺青年胡吗个去了北京,随身只带了一床被子和一把吉他。他是他们班上唯一一个放弃户口和档案走出体制的人——虽然日后这种没有合法身份的尴尬将伴随他很久。1999年,胡吗个受邀去香港演出,却因为户口和档案找不到而办不了护照,他把这种尴尬写进歌词里:“屋顶上的那只大花猫,她有福气,有阳台。可以抱着这个城市的户口整日睡觉。真想把她娶过来,摇身一变,上街去。”
就像许巍的《执着》里唱到的,“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注定现在暂时漂泊”,最初,这些青年被冠以“北漂”、“粤漂”之名。《新周刊》则创造性地把“漂”改为“飘”,并提炼出这个句子:“漂泊者还在地上跋涉,飘一代已在空中飞翔。”漂,带着流水浮萍般的无奈和无助,是被动的;飘,则自带翅膀,是主动的、自觉的。就像当年的中山大学法律专业在读研究生杨昂在接受《新周刊》采访时所说,他不愿去工作,“去他妈的白领,让中产阶级见鬼去吧”;他还喜欢给自己换个脑子,“学完工科改学文科,学完文科再换个别的,反正每次都要革命”。
我世代——“‘我’成了代言人,但不再是代言中国,而是通过代言自己而代言了同类人。”
2006年,《新周刊》再次为年轻人发声,推出“我世代”专题:“‘我’来了。‘我’成了代言人,但不再是代言中国,而是通过代言自己而代言了同类人,通过代言同类人而代言了新新中国最有活力的一面。”
这个概念来自美国心理学教授珍·M.托吉(Jean M. Twenge)。在美国,我世代对应的是X世代(70后),即婴儿潮一代的孩子们,她在《我世代》(Generation Me)一书中概括他们的特质:以自我为中心,藐视权威,缺乏责任感等。而在中国,“我世代”对应的是80后(也就是台湾所称的“七年级生”),《时代》周刊2007年曾刊文报道“中国的‘我世代’”,认为他们“享受着经济增长带来的物质、崇尚个人主义,却对民主政治毫不关心”。生于70年代末期的周杰伦因为代言动感地带(“我的地盘听我的”),被视为中国我世代的最佳代言人。
对80后来说,他们赶上了全球化和互联网普及的时代。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咨询委员会理事长兼主任王辉耀博士今年7月在首届“互联网金融+”生态构建峰会上作主题演讲,他认为,“中国第一次全球化机遇是中国1979年的改革开放;2001年加入WTO,是中国第二次全球化的机遇;第三次全球化机遇,就是互联网”。80后生逢其时,在大环境的冲击下,他们再也不像祖辈、父辈那样隐藏个性,而是最大限度地释放自我。
中国历来是个重视“我们”的国度,对“我”始终保持警惕,“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说的就是个人不要强出头。但“我”的时代以不可抵挡之势汹涌而来。由70后“飘一代”掀起的个人价值观的裂变,在80后“我世代”这里得到实现:他们本来就是“421”家庭中的小皇帝,天生带着自我的基因,又在全球化、现代化(或后现代化)、网络化、消费化、大众化的环境下生长,终于长成满嘴“我,我,我”的一代。他们当然有弱点,比如自大狂,但他们身上的创造力和巨大能量,正是新新中国需要的。
微鲸一代——“故吾所思所梦所祷祀者,不在轰轰独秀之英雄,而在芸芸平等之英雄。”
如今,中国已成为一个互联网大国:据CNNIC第36次中国互联网统计报告,截至今年6月,中国网民总数达6.68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48.8%;移动互联网用户则达到5.94亿。2014年12月到2015年6月这半年间,网上支付用户和手机网上支付用户总数分别达到3.59亿和2.76亿。互联网走到今天,已经完成了形塑国人主流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任务,今天的互联网用户也更为成熟,因此,我们需要命名一个新概念:微鲸一代。
学者、互联网研究专家胡泳有一个观点,认为我们这个“小时代”还是有希望的,因为这个“小时代”一反常态地出现了“大人物”——“一个个经由网络获得了表达权,并且一旦拥有这种权利,就开始学会越来越好地实施普通公民义务”。
在著作《众生喧哗》中,胡泳试图回答“互联网会不会促进中国社会的大幅转变”这个问题。在他看来,互联网在帮助普通公民发出自己的声音,从而在建立中国的公共领域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因此,“中国的网民事实上是全世界最有公共精神的网民”。而每个网民参与公共事务,他称之为“微动力”:“微”就是每一个普通的中国公民,微就是你我他,也就是前述的“大人物”;“动力”则是指改变世界的还是行动。
“微动力”当然重要,胡泳如此阐述道:“在过去,少数几个动力十足的人和几乎没有动力的大众一起行动,通常会导致令人沮丧的结果。那些激情四射的人不明白为什么大众没有更多的关心,而大众则不明白这些少数人为什么不能闭嘴。而今天有高度积极性的那些人,应该致力于降低行动的门槛,让那些只建议一点的人能参与一点,所有的努力汇聚起来将会十分有力。”用梁启超1901年在《过渡时代论》中说过的一句话来说,就是“故吾所思所梦所祷祀者,不在轰轰独秀之英雄,而在芸芸平等之英雄”。
换句话说,在互联网的集结下,千千万万个“微”小的个体汇聚起来,会产生巨大的改变世界的力量,就像鲸鱼——是谓“微鲸一代”。
微鲸一代的主体,是现在正当年富力强的80后。为什么不是90后?“青年志”团队曾分别用《海贼王》和《银魂》来指称80后、90后。80后是《海贼王》中的路飞:“总有一天我会找到不输给这些人的伙伴,并找到世界第一的大财宝,我要成为海贼王!”海贼王意味着梦想和远方,80后普遍表现出进取心,希望发掘可能性,争取社会空间和资源,为自己和家人建构更富足更有品质的生活。90后则是《银魂》中的银时:“天空?国家?给你也无所谓。我光要保护眼前的东西已经够忙的了,而且还保护不了。”他也不想变得更强大,只想守护当下的一切。对90后来说,他们享有更好的物质条件,所以他们的个人建构不是远方和梦想,而是着眼当下,丰富和放大当下的可能性。因而,在成为“鲸鱼”这一点上,他们的动力显然不如80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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