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不敬，本人作为习惯图像思维并联想的按揭艺术家，看到日本唐招提寺御影堂内的鉴真坐像，大师的面庞昏黑暗淡，眼睛和口鼻处却白净明快，想到的是海泥面膜。由面膜，自然想到代购，目光开始游离，以期发现马桶盖和电饭锅……罪过罪过。

按《宋高僧传·唐扬州大云寺鉴真传》及《鉴真和上三异事》所述，鉴真出身名门，乃战国名人淳于髡之后。髡是古代一种刑罚，就是被剃光头。可能是对祖先的崇拜，鉴真14岁时也在扬州大云寺削发为僧了。

神龙元年，高僧道岸来大云寺讲律，得知鉴真学识过人，德行高尚，便为他授了菩萨戒。此后鉴真声名鹊起，成为扬州颇受尊崇的年轻僧人。不久，鉴真到洛阳、长安游学，道岸引荐了一批大德高僧为他传教授业。又拜玉泉寺的高僧弘景为师，弘景为他授了具足戒，成为其关门弟子。鉴真在两京受欢迎的程度，是四位导师全转身的节奏。他潜心钻研，收获极大，游学归来，26岁就在扬州大明寺讲经布道，成为名重一方的律学大师。他名声之大，其时无人可比。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各地的僧侣，也知道鉴真和尚“郁为一方宗首”。

佛教自6世纪通过朝鲜传入日本后获得了广泛传播。日本“大化革新”后，土地和百姓从私有改为公地公民，由中央政权直接征收赋税，征调劳役。权力的集中，促成了一系列颟顸的政策、政令的颁布和推行，社会的两极分化剧烈，绝大多数农民最低生活都无法维持，产生了大面积流浪和逃亡。当时的日本和唐朝一样，凡取得僧籍就能享受免课免役的特权。为了生活，百姓不得不归匿于寺院，以逃避调庸及兵役。全国都是和尚，个个光头璀璨，天皇楼上巡视，每每以为自己是化疗院院长。僧侣的膨胀直接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朝廷一方面需要利用佛教巩固统治，另一方面又顾忌寺院势力的增大而破坏统治，笼络、规范、控制佛教事业势在必行，棒子胡萝卜政策出台了。

当时日本和尚出家的程序极其简单，稍讲究的不过是受“三聚净戒”，也就是有一位戒师见证即可。更快捷的是在佛像前“自誓自戒”，光头强如果扔下猎枪，转瞬便是佛门弟子。而在中国要成为僧侣却很是繁琐：按戒律规定，需受十戒成为沙弥沙，受具足戒才成为比丘尼。授具足戒时，必须有戒和尚、教授师、羯磨师三师和七位证人和尚的“三师七证”方可。

天皇决定引进中国这套高门槛程序，以限制佛教徒的数量。要有编号，要有ISO9000认证，就需要从中国邀聘一位高僧到日本传戒弘法。这是促成鉴真东渡的原因。早在鉴真之前，日本已引进过此类专家。736年，来中国留学的日本僧人荣叡、普照，就曾邀请禅宗北宗鼻祖神秀大弟子普寂的得意门生道璿去日本。但道璿修的是禅宗，不太适合日本对引进戒律的需求，鉴真所修的律宗才是理想对象。此外，道璿的声望与地位不及鉴真。742年，荣叡、普照经过考察，终于确定要引进的应该是鉴真，赴扬州发出邀请，曰：“万水千山总是情，咱去日本行不行？”鉴真的回复斩钉截铁：“行，太行，太行山的行。”

大和尚如此爽快，据说荣叡、普照当时“顶礼大和尚足下”。顶礼是佛教徒最高的敬礼，双膝跪下，两手伏地，以头顶所尊之人的脚。按网络符号表现，画面是这样的：Lorz（跪着的人恰好是光头）。鉴真曾在大雁塔学历，膜拜玄奘，誓做第二个唐僧，去异域弘法。另外，当时中国的大环境不利于佛教发展。李唐氏族对自己家世底气不足，攀附老子李耳为其祖，定道教为“国教”，“老先、次孔、末释”。这个排序很有趣，我认为俗语“老子天下第一”、“孔老二”、“印度阿三”应是由此而来。武则天时代兴佛，但到了鉴真所处的玄宗时代，则大力推崇道教贬抑佛教。开元二年，玄宗禁止新建佛寺，并禁止民间铸佛像及写经。这让鉴真“心曲千万端，悲来却难说”。“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都不留爷，爷去看小鹿。”扔下四句偈语的鉴真，毅然踏上了日本之旅。此偈倒不是为了押韵，他确实是在日本鹿儿岛上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