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不可能长盛不衰，过往的辉煌不应该是包袱而是财富，如果不能像新兴城市那样迅猛崛起，那为什么不保持自身相对缓慢的节奏呢？

在出版于1842年的《莱茵河》一书中，作家维克多·雨果如此描述德国城市沃尔姆斯：“一座正在衰亡的城市，多么悲壮！街道打乱了。原来是城墙的地方现在一无所有！街面上野草丛生。生命正退向中心，退向心脏，就像一个垂死之人。首先死去的是边缘，也就是人的四肢，城市的郊区。荒芜的地方无房屋，有人住的地方无高楼。教堂倒塌了，变样了，化为灰烬了。这并非像在我们的工业密集区一样是由于缺乏信仰，而是由于缺乏信仰者。……城镇死去了。到处是一片孤寂、无聊、尘土、废墟和遗忘。在荒芜的广场上，在包装严密而忧郁的过路人身上，在悲伤的面孔上，在颓垣断壁上，在低矮、沉默、稀稀拉拉的房屋上，心灵之窗所见之处似乎都有夕阳投下的那条长而忧伤的阴影。”
沃尔姆斯位于莱茵河西岸，是德国历史最悠久的城市之一，一个“奇特而充满诗意的名城”。但在雨果的时代，它就已经没落了，“而你们，置身于曾经是大城，而现在成为巨城的巴黎闹市区，甚至都不会想到，在其他地方，有一些市镇正日益衰败、灭亡。沃尔姆斯就是其中之一。”依此逻辑，雨果进一步指出，“罗马是衰败城市中的第一个”。
其实，如果追溯历史，“衰败城市中的第一个”，应该是巴比伦，2500年前世界最大的都市。公元前568年巴比伦被波斯人摧毁，它那厚实的城墙、城内最壮观的建筑——尼布甲尼撒王宫和著名的“空中花园”都被毁于一旦，只留下了那座叫做“典礼门”的城门。正如英国作家约翰·里德在《城市》一书中所说，城市一直在建造着，但是有很多却已消失不见，更没有一个城市存活到今天还和它当初一模一样。“（城市的）兴起和衰亡，这种生死循环在某些情况下非常迅速，另一些则延续好几代人。一些繁盛和崩坍都十分彻底，就像在苏美尔的城市。还有一些像罗马，崩坍了，然后过一段时间又重新兴起。”

城市日益壮大并达到其巅峰，却始终困扰于崩溃和被毁灭。

最初，人们在一个地方建立城池，努力维持它的运作，居民安居乐业，旅人去了又来。但城市要扩充，人口会增长，城市日益壮大并达到其巅峰，却始终困扰于崩溃和被毁灭。战争、饥荒、洪水、干旱、瘟疫、政变，等等，都是导致城市崩溃的因素。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挖掘出的泥石板上的记录表明，当时的人们相信，灾难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激怒了神祇：“土地就像公牛一样咆哮，神被他们的喧嚣所打扰。恩里尔听到了他们的嘈杂，向伟大的神祇们献辞：‘人类的噪音对我来说太大了，吵得我都睡不成觉。让这儿来场瘟疫吧。’”(见《城市》一书)
与其说城市的噪音激怒了神祇，不如说是城市人口过剩，有限的空间和资源难以承受人口增长的规模。苏美尔人意识到了这种危险。一方面，“神”（或曰自然之力）轮番发动战争、瘟疫、干旱、饥荒使人口锐减，另一方面，苏美尔人主动采取措施限制人口增长，比如计划生育，鼓励独身和避孕。但这些努力无法挽救美索不达米亚，这里的城市最终成为其成就的牺牲品。
罗马城同样面对这一问题。公元1世纪初，奥古斯都成为皇帝的时候，罗马已经拥挤不堪。据考证，罗马的人口增长始于公元前3世纪，到此时，罗马城里有大约100万人口，每星期消耗超过5000吨粮食。粮食供应成为罗马城生死攸关的大问题，哪怕有一点点的不稳定或不安全，都足以摧毁这座城市。而从4世纪开始，君士坦丁堡成为罗马的竞争对手，随着在地理政治舞台上的此消彼长，罗马的重要性降低，开始显示衰落的迹象。约翰·里德在《城市》里这样写道：“当我们生活在城市时，这些城市在极大程度上都好像长盛不衰。而事实是，不仅乌尔、布鲁克和埃利都（均为苏美尔人建立的城市）没有做到，雅典和罗马也没有。无论它们多么有天才，无论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就，它们兴起，然后又衰落了。”

城市起起落落，最大城市的头衔在世界上变来变去。

美国地理学家特蒂乌斯·钱德勒有一项研究，就是追溯世界范围内城市的兴衰轨迹。故事的开始当然是在美索不达米亚，之后转移到埃及的尼罗河地区。此后，最大城市的头衔在世界上变来变去，起初是在埃及和中东（孟菲斯、巴比伦、尼尼微、亚历山大城），之后到了印度（舍卫城、王舍城、巴特那）、中国（咸阳、长安、北京），最后到了欧洲（伦敦、巴黎）、美洲（纽约）和远东（东京）。
特蒂乌斯·钱德勒只统计了结果，并没有提供城市何以兴起，又何以继续存在、获得成功，抑或是走向衰落的答案。约翰·里德在《城市》里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在他看来，以往城市的起起落落，取决于非宗教或宗教的统治者的一时兴起或战略动机，城市是机会主义者实现野心的工具；而现在商人成了城市事务的重要参与者，有了他们的参与，城市就能兼得财富和荣光，没有他们就会失败沉沦。
这么说来，威尼斯算是那种商业利益主导的城市，它是一个属于游客的城市，而不属于本地居民。16世纪威尼斯的势力达到顶峰时，有大约20万人在此居住；20世纪50年代之后，威尼斯人口开始递减，到目前只剩下不到6万人，且四分之一为64岁以上的老年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每年有超过2000万游客涌入威尼斯。2009年11月14日，当地居民为这座“垂死”的城市举行了葬礼。在葬礼上，象征威尼斯已死的粉色棺材被打碎，人们从中取出一面画有凤凰、寓意涅槃的旗帜。“这个城市真正抛弃了作为生存和自立的首要责任，即创建友好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来吸引和留住居民。”（约翰·里德语）
曾是美国第四大城市的底特律则是城市破产的典型例子。在20世纪60年代末的“第二次国内战争”（城市暴力）中，不少美国大城市的周边地区被摧毁，出现了类似于狂轰滥炸后的废墟景象，而底特律首当其冲——这是底特律从巅峰走向衰败的开端。80年代以后，大公司和白人相继搬出底特律，市区人口锐减。人们为了拿到保险金以逃离这座没落的城市，在购买房屋保险后故意纵火烧毁自家房屋；而城市局部的衰败，像癌细胞一样，迅速扩散到其他社区。底特律宣布破产，也不过是无奈承认已沦为“失败城市”的事实。

维也纳也许是“失败之地”，也许是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中描述的“另一个巴黎”。

往日的废墟，唤起今人对于昔日荣光的想象。就像电影《绝美之城》所表现的那样，有两个罗马：一个是罗马居民眼中濒死的罗马，一个是围观者眼中有着颓废之美的罗马。相信会有很多人愿意跟随那个守门人，在打开一扇扇门后，进入那个曾经辉煌的罗马。同样道理，很多城市在不同人心目中有着不同的面向：比如维也纳，被德国作家克劳狄欧·玛格利斯视为“失败之地”，但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它是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中所描述的“另一个巴黎”，它的美，是值得玩味的。
历史上辉煌一时的城市在今天难免尴尬。克劳狄欧·玛格利斯曾感慨，“旧欧洲或许已在世界边缘，不再制造历史而只是消耗历史”，但他也认为不应该把所谓旧欧洲一棒子打死：“我们不该理所当然以为欧洲命运已无可挽回，注定要扮演这种歌剧里知心密友的次要角色。……诚然，在布达佩斯，你可以感受到这种‘散场后’的欧洲的感觉，但这个城市不像维也纳，只是一个记忆过往荣光的背景。这还是一个底子厚实、活力充沛的城市，唤起欧洲能够拥有也应该拥有的长处，假如它能找到利用其多重能量、统合各方力量的方法，而不是在无限期的取消中，在恒常停顿的状态下，消耗自身。”
这也应该是咸阳、洛阳、开封、承德这些历史名城的努力方向。城市不可能长盛不衰，过往的辉煌不应该是包袱而是财富（但历史财富的挖掘，不应该只有“重建古城”一种方式），如果不能像新兴城市那样迅猛崛起，那为什么不保持自身相对缓慢的节奏呢？在今天，古典主义或许不再是过时的象征，而是提供了一种样本，一种城市可能性的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