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岁才失明，我对很多颜色有记忆，红色啊，绿色啊，上世纪70年代街上都是灰色的，我就没见过姑娘穿裙子。喜欢蓝色。绿色也很好看，特别是南方的绿色。那时到义乌治病，第一次见到一望无际的绿色田野，晚上有萤火虫，走一段就碰到一条河就是一座桥。脑子里有很多画面，到现在还常常梦见铁西区的小胡同，一个院子里有好多小孩，拿着弹弓打路灯。还有公共厕所，很深的洞，晃晃悠悠的板子，站在上面总怕掉下去。

失明不是眼前一黑那种戏剧化的感受，是通过一个一个问题进入生活的。比如在外面，突然想上厕所，憋得要死，到处是人，也不好意思问，那种绝望与焦虑就是失明。当然自卑过，高中的时候不敢走走廊，就像踏入地狱一样，总是等所有人都进了，才最后一个进教室。后来想开了，什么叫做不正常，什么叫做正常？奋斗期的时候特别想融入社会，结婚生子过普通人的生活；到了一定的年龄，反而是要融出社会，你能把自己从人堆里弄出来，甘心做一些不那么正常的事，也挺好。

我是一个幸运的人，才华平庸，靠的是后天的努力，命运也在替我做出选择。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一个色拉油厂，什么都不用干，领一百多块钱，我成天在屋子里转来转去着急，离死还有好几十年呢，怎么过啊？想去盲童学校当老师，不成；想去残联当干部，也不成，跟林冲一样，真是被逼得无路可走，那就只能背叛整个社会整个人生。是命运踢了我一脚，把一个手无寸铁的人赶到了北京。

卖唱是一种交流

1995年来北京，一下车就去了西直门地铁站，卖唱挣了二十块钱，觉得能活下去，就留了下来。来北京干什么，其实也不清楚，潜意识里就是渴望一种交流，一种与社会的交流。卖唱是一种交流，在心态上是最锻炼人的，等于把自己解剖了给世界看。刚开始的时候，开口唱之前特别难过，总要琢磨一下人生意义之类的问题。大约是1997年，小有了一点名气，上了一次山东卫视，回来照旧在东直门唱，有一个姑娘跑过来说你去那儿干啥，就在这里唱挺好的……有人给钱，有人扔包子，有人扔盒饭，有一次一个姑娘给我扔了一盒老狼的《恋恋风尘》和十块钱。反正什么人都有。

卖唱对我帮助很大，周围一个人没有你也得唱，这时你会调低对自己的所有期望值。我现在不太容易生气，要是那么爱生气，就不要混演艺圈，这个行当就是会遇到各种奇奇怪怪的人。过去的艺人，像侯宝林、阿炳，为人都很圆融，一上台就四方作揖，因为你就是吃这行开口饭的。偶像艺人前呼后拥，做什么都有人护着，那是一种保护艺人的方式，与人群隔开可以保持神秘感，但是也容易让人自我陶醉，“我皇上，我太牛逼了”，催眠久了，你就会信。太大的名气，超出你本身应得的名气，是一种伤害，常人是承受不了太多太久这种东西的。

行家说你坏话，当然很生气。不生气的话每个人都是高僧了。佛家说的三毒是贪、嗔、痴，恨心一起，脑子就糊涂。人应该像蚂蚁一样专注地解决问题。当然有过很多次绝望，现在差不多都忘了。记忆深刻的一次，我心想在外面锻炼了这么久，回沈阳看看有没有发展，就去参加一个吉他大赛。奖品很诱人，是一整套鹿港小镇披头士音响。后来一等奖被一个唱《让我再看你一眼》的家伙得了，我才知道获奖是要凭关系的，这就是在我的家乡！最后我得了三等奖，奖品是一把一百块钱的红棉吉他，我很生气，没去领奖。

把自己的缺点做透就是特点

其实以前也很好，现在是更好，这两年最快乐，收入多了，演出机会也多了，过着松弛的生活。我写第一首歌是在1995年，叫“荡荡悠悠”，《不能说话的爱情》是2003年前后写的，《中国孩子》酝酿的时间久，但写得很快。写完一首好歌的感觉，是把身体里的东西放出去，这样你才会舒服，心里才会亮亮堂堂的，这种感觉很好。

我对演出有自己的尺度和标准，我们没有捧角的人，状态不好的时候马上就会看到下面的反应，时时刻刻都在悬崖边。有空我会上网，去百度一下自己的名字，有时意见会很尖锐，比如说走音啊，琴弹得不行啊，而且会具体到哪一场哪一个时间。这个时候我就会反思。这就是现场演出的魅力。

唱歌是一个挺有魅力的事。如果只是写歌，我没有那么大的兴趣，我喜欢舞台上的感觉。我在台上通常很安静，我看不见，要我去跳去蹦也不可能。我的特点就是把舞台坐穿，我看不见，所以我安静，不紧张。把自己的缺点做透就是特点，要把缺点放大，把缺点利用到最尽头。

现在最烦的事是练琴的时间太少了。我觉得到了某个年纪，要少交朋友，要交好的朋友，能避的应酬就应该避。我不愿意结交那么多朋友，交朋友是一种命运，一个朋友可能是一个岔口，带你去到人生的另一处境地，好的、不好的路各占一半，少一点枝枝蔓蔓不好吗？太多路口你会晕，不如一条道走到黑，越往后，朋友越少，简约，淡出。尽量多做事情，多做善事，你的心里就不会焦虑。吃亏就是福，积累一些福报，帮助别人，慷慨一点，比存钱好。

不能改变世界，就改变世界观

我们这个时代，挺坏的，在北京一个月挣一万块都不敢买房，不能得病，这个时代把人们的幸福都剥夺了，那么勤劳的人却不幸福。

为什么搬到绍兴，因为觉得北京越来越像个怪兽。绍兴让我感受到读书人的情怀，那种明朗的开阔的人格的东西。这里有秋瑾。有个朋友去了秋瑾故居，感叹说看到了一个美女。秋瑾是很美，多么有意思的33岁的女人，挺酷。还有王阳明、徐渭、鲁迅、王羲之，这些人的存在让一个平面城市产生了纵深感。在这里三千块可以过一个月，包括租房子。

时代好不好，不由你选择，但你可以一点点地改。比如现在在绍兴看民谣演出就越来越安静，我们来了之后这里新开了两个书店，放电影。有银行官员会看民谣演出，绍兴本地的电台音乐总监和我们谈得来，经常在广播里谈民谣。小地方嘛，容易改变，带动一下。

《丧钟为谁而鸣》里有这样一句话，没有人是孤岛，每人都是大陆的一片……不论是你的、还是朋友的，一旦海水冲走，欧洲就要变小。推己及人，社会良知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上，为不公平的事呼喊，其实也是为了自己，谈不上高尚。灾难来了，人们会问为什么是我？可走运的时候，为什么就不会这么问呢？屠格涅夫在《麻雀》里写麻雀被人打中了，就得自认倒霉，这就是命运。为什么是我？不需要答案。有些问题，比如为什么会死？不需要答案。生活是很无常的，有问题才有敬畏心，你能问自己，就够了。我们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找出所有的答案。我信一句话，尽人事，成天命。生命是有局限性的，每个人也是有局限性的。

我欣赏的人，像老六，专注编《读库》，慢慢做好每一期，一点一点向前。在中国做事就得低调，没那么惹眼，反而做得长久。我欣赏“见招拆招”的态度，笨一点做事情，想取巧，债还是会来找你。一生很短，能做透一两件事就很不错了。我喜欢专注地做着一件事的生活，喜欢生活里那些暗的、钝的光芒。往往经历过大灾难和大困苦的人，越有一种接受一切的平静表情，越能微笑应对生活。

周云蓬

1970年出生于辽宁。15岁弹吉他，19岁上大学，21岁写诗，24岁开始随处漂泊。独立制作《春天责备》一书。发行唱片有《沉默如谜的呼吸》（2003）、《中国孩子》（2007），以及《牛羊下山》（2010）。2009年策划民谣合辑《红色推土机》，销售所得用于帮助贫困盲童。2008年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青年领袖”。第八届华语传媒音乐大奖“最佳民谣艺人”、“最佳作词人”。

采访手记

周云蓬看上去特别安静，长发，墨镜，绍兴毡帽，行动慢而少，但异常迅疾、坚定。

他基本都在侧耳细听，专注，细心，一动不动，听手机里的短信，听录下的小说，听诗，听饭桌上朋友们的说笑，听粉丝们激动的倾诉，听记者们千篇一律的打探，听读者们语无伦次的提问，但一点也不妨碍他在饭桌上甩几句蔫蔫的损话，在舞台上来几句正襟危坐的调侃，在讲座上来几个真诚搞笑的段子，然后神情严肃悄然隐退，只剩下一地大笑以及空气里涌动不已闷骚的快活。

他现在已然是中国最具标签性质的人文歌手，日子好像过得不错，冬天在南方演，夏天在北方唱，春秋去海边。弹琴、写诗、看书、演唱，云游四方，靠手艺吃饭，为自己写歌。十几年的时间，说长也不长，说短也不短，水里火里冒着热气的十几年生活练就他一身熟练的人间智慧——是我们这个时代里最眼明心亮的一位歌者以及诗人。

他身上有一种特别神奇的救场才华，对尴尬的淡然接纳，对沉闷的及时拯救镇定自若让人惊讶，我想那是他多年与人群贴身肉搏造就的深厚功力，仿佛没什么能让他动怒。对于这个世界，他有一套完整的体系，这让他的愤怒隐藏在他的修为之下。他喜欢苏联小说，爱用命运这个词，而他最著名的一句话也与命运有关：“我和命运是朋友，君子之交淡如水，我们形影相吊又若即若离，命运的事情我管不了，它干它的，我干我的，不过是相逢一笑泯恩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