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严锋第一次见识电脑游戏的魔力，是在二十多年前。那是1991年年底的一天，还在复旦大学读研的他坐火车南下广州，在广大电脑花1500元买了一块声卡。当时店里有个中年胖子正在起劲地往电脑上装什么软件，软件装完，开始运行。

屏幕上出现无比壮丽的太空。镜头切入一只巨大的飞船内部，两个气度非凡、衣着华贵、浑身长毛的猫脸外星生物正在谈论人类的命运，他就被深深吸引了。后来，在《好玩》一文中，他把这一时刻称为“宿命”。

严锋当时看到的画面，属于Origin公司出品的《银河飞将Ⅱ》（Wing CommanderⅡ）。尽管中年胖子说他们卖的《银河飞将Ⅱ》价钱只有国外的十分之一（110元），但买声卡已经花掉了全部积蓄，严锋只好带着刚刚奠定的对电脑游戏的热爱含恨而去。回上海后，他到处搜罗游戏，为此还想办法结识了计算机系和电子工程系的一批同好。后来，他终于玩上了朝思暮想的《银河飞将Ⅱ》，而帮他找到这个游戏的电子工程系研究生黄骁虎，从此成为他的亲密战友。没有盗版光盘，没有国内代理商，没有互联网，这些“游戏先驱”通过玩家圈内的互相交换，几乎玩遍了当时所有的著名游戏，如《文明》（Civilization）、《创世纪》（Ultima）、《毁灭战士》（Doom）、《黑暗之虫》（Dark Seed）、《无声狂啸》（I Have No Mouth and I Must Scream）等。

如果说90年代是中国游戏产业的“史前期”，那么严锋这拨人堪称中国“史前玩家”。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的游戏市场。根据第三方研究与咨询公司Newzoo的报告，全球有22亿活跃游戏玩家，其中中国玩家约5.6亿；2017年全球游戏市场总规模预计达1089亿美元，其中中国市场为275亿美元——无论玩家数量还是市场规模，中国都稳居世界第一。

5.6亿，也就是说，10个中国人里有4个是玩家。2008年，英国游戏记者罗布·费伊曾这样预言：“避无可避：很快，人人都会变成游戏玩家。”“人人都是玩家”的时代就要来了吗？

对于个人来说，游戏是必要的，因为它装饰生活，扩充生活的范围。

为什么游戏具有这么大的魔力，吸引这么多人加入？或许我们应该像“未来研究所”游戏研发总监、42Entertainment首席设计师简·麦戈尼格尔（Jane McGonigal）在《游戏改变世界》（Reality Is Broken）一书中所做的那样：从回顾历史开始。

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历史》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大约3000年前，阿提斯（Atys）在小亚细亚的吕底亚为王。有一年，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大饥荒。起初人们毫无怨言地接受命运，希望丰年很快回来。然而局面并未好转，于是吕底亚人发明了一种奇怪的补救办法来解决饥馑问题。计划是这样的：他们先用一整天来玩游戏，只是为了感觉不到对食物的渴求……接下来的一天，他们吃东西，克制玩游戏。依靠这一做法，他们一熬就是18年，其间发明了骰子、抓子儿、球，以及其他许多常见游戏。

简·麦戈尼格尔认为，这就是游戏的源起，“游戏成为人类文明的基本组成部分已经有好几千年的历史了”。荷兰社会学家约翰·赫伊津哈则认为，“游戏比文明更古老、更原始”。在《游戏的人》一书中他写道：“文化乃是以游戏的形式展现出来，从一开始它就处在游戏当中。我们不想说是游戏演变成了文化，莫不如说，在文化的最早阶段里蕴含游戏的特质，文化在游戏氛围和游戏形态中推进。在游戏与文化的双生联合体中，游戏是第一位的。”

随着一种文明变得更加复杂，随着生产技术和社会生活本身变得更有组织，“古老的文化土壤渐渐为高层次的概念、思想和知识体系、教义、规则和条例、道义和条约所覆盖，它们却同游戏失去了联系”。游戏成了约翰·赫伊津哈所说的“作为我们日常生活的间歇，作为插曲”，对于个人来说，它是必要的，因为它装饰生活，扩充生活的范围。

“我们总结游戏的形式特点，称之为一种自由活动；作为‘不严肃的东西’有意识地独立于‘平常’生活；但同时又热烈彻底地吸引着游戏者。它是一种与物质利益无关的活动，靠它不能获得利润；按照固定的规则和有秩序的方式，它有其自身特定的时空界限。它推动社会团体的形成，这些团体倾向以秘密色彩笼罩自身，并通过化装或其他手段与普通世界相区别。” 约翰·赫伊津哈写道。

“打完一个游戏后的兴高采烈，总是伴随着可怕的空虚感带来的一丝丝刺痛。”

1983年，时年43岁的爵士乐钢琴家兼社会学家戴维·沙德诺发表了一篇长达161页的文章，记录了他玩《突围》（Breakout）游戏上瘾的全过程：整整三个月，他就像从事全职工作那样没日没夜地玩《突围》这款乒乓类游戏，“10天的时间一共玩了50个小时，每次一玩就是5个小时，下午玩，晚上玩，甚至凌晨3点还在玩”。

坚持下去，就是最大的奖励，这是他玩《突围》的动机。哪怕不在电视机前，他也沉迷在游戏中：“没坐在电视机面前时，我就在想象中练习，走在大街上会出神，坐在咖啡馆里会晃着勺子发呆，在日本餐厅里吃晚餐，凝视着竹竿和宣纸搭的窗格，觉得它们就像是《突围》里屏幕上的砖块……我随时随地都在渴望回到游戏中。”

一种看似免费且源源不断的兴奋，是戴维·沙诺德一次次回到《突围》中的强大驱动力。三个月后，他玩出了完美的一局，只用一个球就摧毁了所有的砖块，这是他一生中最为自豪的一次。就在他拿到最高分的这一天，他对《突围》的痴迷结束了。

这是一个游戏上瘾者的典型个案。按照约翰·赫伊津哈的说法，游戏（play）的反义词是正经（earnest），更多情况下也用工作（work）。在玩游戏还是做正经的事之间，多数玩家会给自己设置一个限度——比如，每周投入游戏超过20个小时，他们就会怀疑自己是否错失了真实的生活。

科技记者克莱夫·汤普森把这种现象命名为“玩家之悔”。他承认，自己和其他玩家一样，为此深感愧疚但又不能自拔。有一个星期，他花了36个小时玩同一款游戏，在他看来，“缺失了这么多时间，通常只能用遭到外星人绑架来解释”，一方面，他为自己在虚拟世界的成就感到骄傲，另一方面，他又感受到了空虚。

“玩家说不出口的秘密，就在于我们随时都在跟这一困境搏斗。只要一想到玩游戏的时间可以干许多别的事，一种突如其来的可怕的空虚感就会紧紧地抓住我们。打完一个游戏后的兴高采烈，总是伴随着可怕的空虚感带来的一丝丝刺痛，做一些更困难、更具挑战性、更有成效的事情，会不会过得更好些呢？”

为解决“玩家之悔”（确实有不少因玩游戏猝死的个案发生），一些游戏如《魔兽世界》采用了“疲劳系统”：玩家不玩游戏的每一个小时，都可获得“休息奖金”。等他们重新登录，玩家扮演的角色可获得双倍奖励，直到下一轮休息时间到来。

或许还有一种更简单粗暴的做法：断网，断电。今年年初，谷歌的Master以连胜60场的战绩横扫东亚围棋国手，不过在它与围棋国手陈耀烨对战时出现了意外：陈耀烨仅仅下了7手，就遇到断网，系统因此判该局为和棋。

在游戏中找到组织，在游戏中找到生存的意义。

简·麦戈尼格尔在《游戏改变世界》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一起各自玩”（playing alone together）。这个定义被用来描述大型多人在线游戏（如《魔兽世界》）的玩家所获得的社交奖励，专业术语称为“情境社交性”。也就是说，在游戏里你一个人做任务、打怪，但实际上，你并不孤独，因为你是和其他玩家共享同一虚拟空间（即所谓“社会临场感”“共同的一部分”）。即使你几乎不跟别人互动，但知道自己身边有许多人跑来跑去，你会有心安的感觉。

在游戏中找到组织，在游戏中找到生存的意义。后者的典型案例，当属《光环Ⅲ》（Halo3）玩家集体创下的一个里程碑：杀死100亿个虚拟敌人。

《光环》的故事设定是这样的：500年后的未来，外星物种联盟“星盟”（Covenant）正一意孤行，要毁灭人类。你是军士长S-117“约翰”，从前是个普通人，现在则是一位超级战士，生物技术带给你超人的速度、力量、智力、视力和本能反应。你的任务是阻止“星盟”，拯救世界。

《光环》社群于2009年发起了一项呼吁：玩家联手协作，达成杀死100亿个虚拟敌人的目标。为此，他们成立了“合作社”轮班作战，口号是：“我们知道，我们会完成属于自己的那一部分。你呢？”玩家们纷纷加入，因为他们要感受投入宏大事业所带来的快感。当最终达成目标时，他们在论坛上分享自己的战绩：“我刚才算了一下，我干掉了32388个敌人，占100亿里的0.00032%。”“我感觉自己还能再多做点贡献……好吧，那就等着冲100亿吧！”

在非玩家看来，可能会觉得不解：那又怎么样呢？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呢？只是一个游戏而已啊！确实，他们什么也没做，这一切都在虚拟世界发生，不管干掉100亿还是1000亿“星盟”敌人，都没有什么现实价值；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干掉虚拟敌人没有价值，并不意味着它没有意义。因为，你是在和数百万人一起，共同追求一个庞大的目标。正如玩家网站joystiq 的报道：“现在我们肯定懂了……你在《光环Ⅲ》战役里杀死的每一个外星人，都是有意义的。”

简·麦戈尼格尔据此评论道：“我们怎样才能在生活中获得更多意义？其实很简单。哲学家、心理学家和精神领袖都赞同：为生活增加意义的最佳途径，就是把自己的日常行动与一件超出自身的事情联系起来，事情越大，效果越好。正如马丁·塞利格曼所说：‘自我是一个意义匮乏的地方。’在宏大的社会背景之下，我们无关紧要。你附着的实体越大，获得的意义越多。”

游戏不会带我们走向文明的灭亡，它们会带领我们重塑人类文明。

让我们回过头来看吕底亚人的故事，看看发明游戏的他们结局如何。

希罗多德写到，玩了18年的骰子游戏后，吕底亚人发现饥荒仍然看不到头。他们意识到，只是袖手等待、分散精力，恐怕还是无法在饥荒里存活。他们必须乘势而起，直接克服障碍。因此，他们决定一起玩最后一回关于生存的游戏：把王国的人口分为两半，通过抽签的方式来决定哪一半人留守本国，哪一半人出发寻找新的定居之所。

结果是：留守的一半人口活下来了，因为吕底亚的粮食资源足够维持一半人口渡过饥荒；而出去的那一半人口，据信在意大利托斯卡纳地区成功定居，并发展出日后高度发达的伊特鲁里亚文化。

在引述吕底亚人的上半截故事时，简·麦戈尼格尔写道：“我们常常以为全身心地投入游戏是‘逃避现实’，即被动地撤离现实。但通过希罗多德的历史镜头我们可以看到，游戏也可以是有目的的逃脱、经过深思熟虑的主动逃离，更重要的一点在于，它是极为有益的逃生。”引述后半截故事时，她则乐观地表示：游戏不会带我们走向文明的灭亡，它们会带领我们重塑人类文明，就像出走的那拨吕底亚人那样。

正如经济学家爱德华·卡斯特罗诺瓦的论断，世界人口向虚拟空间的“大规模迁徙”，已经是不可逆转的现象。简·麦戈尼格尔预测，未来将会是这样一个社会：“占相当大比例的人口在游戏中投入最大的努力，在游戏环境下创造最美好的回忆，在游戏世界里体验最大的成功。”

既然如此，我们何不利用游戏和玩家的力量，在真实与虚幻的切换中，寻找更有意义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