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秒，你还在大阪的樱花大道上嘟嘴自拍；下一秒，你就冲进了买马桶盖、电饭煲的人潮。朋友圈的那一端，有人为樱花烂漫点赞，有人对着排队结账的画面摇头。

今天的中国人，对周遭的所有人和事都有自己的评判，好的、坏的，对的、错的，苟且的、诗意的，仿佛每一件事都和自己有关，不亲自打上个标签，就与这个世界脱节。

这些标签又都是对立而行的，有屌丝，就有高富帅、白富美，有人停留在现实中，就有人去追寻诗和远方。中国人从未如此精分，每一天都在面对向左走还是向右走的选择。

“苟且”有种临时感，似乎只是通往诗意远方的过渡阶段。因为这种临时感，我们对它既忍耐又排斥，是种分裂状态。然而，这种临时性的状态远没有我们想象中过得快，有些人苟且数十年，有些人苟且了一辈子。

快节奏的生活造就了这种永恒的临时感。

北京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侯玉波认为，近几年中国发展速度太快，百姓生活太过紧张，导致人们总是盯着自己眼前的事，“就好像我们看《欢乐颂》一样，就是城里人，每天盯着自己的事，很在乎自己的体验”。

重心聚焦在日常琐事，每一种感受都会被放大，眼界被局限于现在，却忽略了未来。“我们很少抬起头来看看、想想以后是什么样子。”侯玉波透出隐隐的担心。

经济超高速发展，没留给国人的观念转变任何喘息之机。

每年年初，新的GDP目标颁布，前一年的数字定格。近些年中国总能超额完成任务，中国人跟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一同前行，一切都来得太快，没有停下来思考的空隙。

改革开放已近四十年，政治、经济、文化领域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人的观念随之转变。侯玉波一直关注这巨变所带来的社会层面影响。

2008年，侯玉波分析了当时中国人观念的变迁情况，发现国人心态正在从传统性向现代性改变，从遵从权威向平权开放过渡。

曾经中国人对权威的崇拜和遵从是绝对化的，无条件且无限制。改革开放以来，平等的思想已经成为多数人处理问题的基本原则，平权和平等的观念变迁也是程度最高的。

除此之外，侯玉波还总结了国人观念转变的其他特点：从孝亲敬祖向独立自主，从安分守己向积极进取，从宿命自保向尊重情感，从男性优势向男女平等——身上的传统性仍在，但现代性特征越发明显。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观念的转变也因贫富的差距而产生偏差，小城镇的人仍然向往着大城市的生活，而身处北上广的“漂儿”则希望回归到田园和自然。他们想去大理开家客栈，或者去西藏寻求心灵的平和，北上广也变成了一座“围城”，外面的人想进去，里面的人想出来。

侯玉波的家乡是陕西凤翔，现在北京安家。在他看来，如今人们想逃离北上广去追寻远方的原因之一，是有了作出选择的能力和机会。“他们有这个选择了，当初没这个选择，如果我可以换一个城市，也许生活得好点，但是我已经习惯了在这儿生活。”侯玉波说。

年轻人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这是凯鲁亚克式的宣言，其中有对生命的热诚，但在这热诚背后是暂时无解的迷茫。

一切都在变，旧的观念被迅速打破，新的观念看似很美，却并不清晰。于是，我们在眼前的“苟且”中憧憬着未来。“远方”和“诗”都是抽象的，它们美好却难以定义。我们看不清未来的样子，就用模糊的概念宽慰自己。目标感的缺失，造成了“苟且”与“远方”的对立。

侯玉波能深刻地感受到，现在的大学生跟他们当年不一样。“我们80年代上大学的时候，很少想自己。高晓松那些人上大学的时候，也很少想自己，他们参加这样那样的活动，还是想着怎么能让国家变得更好。那些人表面上批判这个那个，但实际上，他们希望我们的祖国变得更强大，这样生活在这里，才有价值，才有尊严。”

“现在的人，想自己想得太多，想别人和社会想得太少，都在乎自己的事情，很少在乎别人，或者想社会的事情。”

侯玉波接受教育时，学习的是传统文化，强调人的理性、强调国家、强调责任。现在的年轻人，更多的是追求个性的张扬，责任不再是一个必要素质，甚至沦落为一种奢侈。失去了责任心，也就丢失了一部分道德准则，人们对事物的评价标准逐渐模糊，人生目标也难以设立。

“为什么中国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陶行知那种教育改革家？他们那一拨知识分子就是想自己少，想这个民族想得多。陶行知希望通过他自己的行动，能去改变人们、改变社会、改变这个国家。”侯玉波说。

90后和00后正享受着年轻的快感，50后和60后似乎已开始享受生活。只有70后和80后还在忙着叫苦不迭，房子、车子、孩子……这群中青年把自己这一代看作“最辛苦的一代”。

侯玉波却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只是70后和80后刚好到了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而他们60后也是从这个阶段过来的。“王朔不是说，‘谁没年轻过’么？”侯玉波说，至于高房价的压力，还要归结于选择多。他拿自己的导师举例，老人家直到退休才住上大一点的房子，而之前60年居住条件都很艰苦，现在正是因为有条件可以选择更好的住房，才会徒增烦恼。

曾经被束缚的人性逐渐得到解放。但传统的类似于“有房才是家”的观念依然作祟，从而造成了个人选择上的纠结和分裂。

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中，人性是被约束的，随着传统观念对国人的影响力逐渐减弱，西方强调自我的理念不断渗透，中国人被压抑多年的人性正在逐步被释放出来。“人的本性都是希望自己过得更好。”侯玉波认为。

眼前的“苟且”源于对生活的不满，这种不满大多起于物质，延伸至精神。中国传统文化中，精神不建立在物质的基础上，而在现代西方消费主义的影响下，精神与物质紧密关联。我们要到“远方”做精神上的贵族，却把物质基础放在第一位。

如今，我们重提贵族精神。中国传统贵族精神已几近消亡，我们能够觊觎和模仿的是西方式的贵族精神。

国人对西方的贵族文化心向往之，希望从物质到精神，享有尊敬和礼遇。然而，我们一直学习的只是皮毛，是精神化的物质和物化的精神，并非贵族文化本身。“英国的王室为什么受人尊敬？从那里出来的人，他受到的教育和理念就不允许他做一些事情，然后在任何时候都能保持尊严。而那种尊严，是很多人向往的。”侯玉波解释道。

这种尊严不建立在物质的基础上。想赢得尊严，就要保持民族自信，继承优良的传统，而不是在选择面前犹豫不决，侯玉波坚信：“世界文明消失了多少？就我们的文明还能够持续到现在，肯定有内在的根源。”

或许，我们寻觅的“诗和远方”，就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贵族精神里。

从众心理意味着缺乏独立判断的能力，中国人太过于在意周围人对自己的看法，因此从众经常是“不出错”的选择，内心的真实感受却会时不时冒出头来，分裂在所难免。

亚瑟·亨·史密斯在《中国人的性格》一书中提到，有人说中国人的适应能力迅速而完美，这种赞赏并不仅仅指适应环境，适应舆论、适应价值观也包含在其中。新观念很容易被社会接受，但是观念收藏得太多，常常会分不清彼此，导致观点相互矛盾。

“国民老公”从李敏镐、金秀贤再到宋仲基，一个换得比一个快，他们之所以火爆，可以部分归因于中国人的从众心理，每一个新潮流出现都容易引来一窝蜂似的追赶。“不仅是中国人，德国人、俄罗斯人的从众心理都很强。美国人不从众，不相信权威，只相信自己，因此他们才有创新。”

从众心理意味着缺乏独立判断的能力，中国人太过于在意周围人对自己的看法，因此从众经常是“不出错”的选择，内心的真实感受却会时不时冒出头来，分裂在所难免。

侯玉波研究过东西方的思维差异：“我们考虑问题的方式不一样，我们中国人是辩证思维，一个事情经常看两面，西方人是逻辑思维，他强调事物本身的特性，不像我们中国人看关系，放在关系里去考虑。”

正是因为在关系里思考，不同的利害关系下，同样的人和事会得到不同的评价和反馈，善于给事物分两面的中国人，更容易做出正反两种极端的评价，看起来精分，实则掩盖了没有主见的事实。

“现在的中国人，大家不知道自己未来想要什么。”

社会转型中的中国，不仅仅是社会结构、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深刻变化，也是不断生成的新型社会力量和原有力量之间的此消彼长，他们都在雕刻和改变着所有中国人的认知评价和情感体验。

侯玉波希望有人能认真思考未来的方向，包括国家的未来、个人的未来。顶层设计可以营造更加公平的环境，让人们找到自己的目标和理想，而不是只关注眼前的利益。到那时，可能没人觉得自己生活在苟且中，而是每一天都走在通向“诗和远方”的路上。

（侯玉波：北京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研究领域涉及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文化心理学、领导心理学等。）

中国式精分解读

在中国式精分重症患者的生活中，苟且与诗意就像白日与黑夜般两极交替。他们能够在朝九晚五的八小时内蝇营狗苟，也可以在睡前的朋友圈里做鸡汤炖梦。他们能够将人民币挥洒在每一条通往卖场的路上，也可以站在樱花树下表演什么是“物哀”。他们能够在广场舞旁跟着滑板鞋上演摩擦式炫酷舞步，也可以在社交媒体上为卖情怀的音乐真人秀洒出一万字狗血。他们时而鸡血满满，时而负能量爆棚；时而归属小清新，时而投靠重口味；时而化身理中客，时而变身键盘侠；时而爱上“国民老公”跪舔“国民岳父”，时而又被新晋男神女神一秒掰弯。他们撕起逼来战斗力爆涨，爱起狗来却如圣母上身——他们就像这个时代一样迷狂而多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