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苹果的第一联想是欺骗、屁股、混乱、欲望。5岁时，幼儿园里阿姨误把杀真菌的药水当咳嗽药水给我喝，一通又扣又挖的人工清理后，阿姨急忙给了我一个红得发艳的蛇果，让我保密。面对人生的第一次讨好和巴结，我边哭边嚼，把胃里的火烧火燎咽了下去。然而这只苹果对我胃的欺骗延续至今。在我上小学的路上有一片结满红果的灌木林，每个果子都有一条股沟，好像迷你苹果，那时我时常拿它冒充相思豆送人。前不久听到一个男作家豪言，“看着女人的屁股，就想到一只烂苹果”。发酵的甜腻，一触即塌的伪装，但是若没有欲望的遐想，它仅仅是一个豆子。

无论做自己的作品还是做艺术媒体，或者策展，我都喜欢模糊的东西，因为它是生的，想象的温床。创新没有标准，是一种度和距离，需要生长的可能性，一旦锁定目标，就会丧失自由，拘于傲慢，成为最大的匠气。做杂志时，我希望多一点“呈现”和对象的“个人经验”，不做所谓权威的解释，因为观点总是会落伍的。语录的霸道会让人失去敏锐性，疏离那些边缘的，可再原子化的物质。

与苹果相关的艺术作品我知道的并不多（我讨厌苹果四平八稳，献媚健康的样子）。也许正因为它“乖巧”的外形，让它不得不走极端路线，要么成为象征（形容孩子红扑扑的脸蛋），要么成为邪恶的化身（白雪公主里的毒苹果）。在超现实主义艺术家马格列特（Magritte）的代表作里有一把烟斗，下面一行书写体“这不是一把烟斗”。整个画面近乎广告，试图展现图像的背叛，同时也恰当地解释了超现实主义。马格列特也曾精心雕琢过一只绿色的苹果，但很快又用“这不是……”的句式否定了对象。说Magritte是PS的鼻祖一点不过，他喜欢处于幻想或者是现实的灰色状态。他的苹果等待着被否定。如果说艺术的第一阶段是巫术，那么进入当代后，则更多的是阐释。所以无论是用苹果还是用梨创作，某种意义上说都已无所谓了。

苹果（品牌）的内核也许就是它标志上那个被咬掉的一口，是个人、理性、开放的混合体。我不是苹果控，看到其他朋友用苹果机器只觉得是个设备而已，我拥有的第一个苹果机是G4，2000年时用我法兰西学院得的奖金买的，后来不知怎么消失了。另外有一个iPad，去年朋友送的，但我只用它打游戏。在有限的时间里，我不希望被任何工具限制行为，所以我喜欢用最基本的工具，多靠脚和眼睛去观察。我觉得苹果最棒的地方是它的开源系统，这使它不再停留于表面，让方便和人性化成为集体开垦的结果。这样一个开源系统让具有编程能力的人重新回到苹果身边，源源不断地提供有意思的软件，使用者同时成为开发者。相比起来，从外部和人体功能学考虑的设计，有时就显得有些隔靴搔痒，单薄了。

在我看来，“四代苹果”与“四袋苹果”的差距只是多了一件“衣服”。希望苹果品牌也能意识到这将是品牌给自己设下的陷阱。苹果洁癖化的设计，对我而言完全代表了乔布斯其人，但并非苹果品牌本身，最好也别是苹果的未来，它犹如马格列特的苹果，为我们虚构了一种生活方式。既然是方式，那就该让它保持在一种选择的状态。

2000年我看过部分《失控》一书的英文版，后来做了杂志，才发现我喜欢的《连线》（Wired）杂志的主编竟然是他。去年底凯文·凯利来到中国，造成了很大热点，正好满足了人们对预言和词组的迷恋（网络表达方式是帮凶之一），凯文·凯利成了神像，死了。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预言的一部分，只要保持开放的状态，都可能无限地接近所谓的未来。所以我对凯文·凯利本人的经历更感兴趣，游牧，感受混乱，宗教是他想法的本源，逍遥中感受宇宙。《失控》出版于1994年，语言的屏障让它成为了我们今天的“新发现”和“网际宝典”。其实无论现在的艺术还是网络都缺乏“感受力”，它们目前还都停留在现实的投射上。并不存在避风港，“道”始终没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