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审美这件事情上,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没人真正为美负责。李泽厚将中国文化概括为“乐感文化”,其最大的特征便是对实用理性的追逐。他在《实用理性和乐感文化》中指出,“乐感文化的不足导致中国人整体耻辱感、罪恶感的缺乏”。无耻感则无美感,人民需要首席审美官。首席审美官的首要职责便是让人在审美上知耻。很大程度上,不知道什么是丑,就无从谈美,不认为丑是可鄙的,就不会追求美,这让我们的生活一步步走向粗鄙化。
没有人不追求美好的生活,而美好生活从本质上来说其实就是“美生活”。英国哲学家斯宾塞在1861年出版的《教育论》中,探讨了审美文化对人生的重大意义。
在斯宾塞的审美理论中,审美文化在日常生活中“应当占有至高的地位”,原因是“很大程度上审美文化是产生人类幸福的因素”,审美的目的在于“创造一种健康的文明生活”。
某种程度上,斯宾塞充当的正是首席审美官的角色,他宣扬美的重要性、美和我们的关系,甚至不惜用功利性——“美能够使人幸福”去鼓动人们注重美感。
如果我们的生活中有首席审美官,那么很多尴尬就可以避免。比如外在景观——我们的城市、街区、招牌、雕塑、广场甚至私人空间,若有审美,这一切就不会以一种要么杂乱无章要么整齐划一的简陋形象出现,店家的招牌将不再以“西红柿炒鸡蛋”作为主打配色,城市雕塑的粗制滥造也会被杜绝,而办公室不再是一个令人垂头丧气、没有生机的所在,“父母牌恐怖家装”也会大幅度减少。有了审美,我们的个人形象也将大幅度提升:令人不忍直视的网红脸,啤酒肚隐藏在三天不换的格子衫里,贫嘴、秃顶、缺乏童心的油腻中年人形象,都将得到改善。
在文化修养方面,好的电影、音乐、文学、戏剧这些关乎精神生活的审美领域为我们提供极大的帮助。叙事差、人物差、五毛特效的电影将不再会因为几个流量明星而霸占排片量;作家不必为名人推荐的腰封奔波,而是靠内容说话;而像“大碗面”这样足以成为中国说唱乐黑点的作品即便无法绝迹,至少它的创作者也应该羞愧难当。
然而以上的一切,都只是审美匮乏的症状,不是病因。对于首席审美官来说,没有什么比精神层面的审美更需要被提及和反复强调。
在北京大学开设并讲授“美育”课程的蔡元培认为,美育对人行为的塑造具有重要意义:“人人都有感情,而并非都有伟大而高尚的行为,是由于感情动力的薄弱。要转弱为强,转薄为厚,有待于陶养。陶养的工具,为美的对象,陶养的作用,叫做美育。”教育家、思想家陶行知在《乡村教师》创刊宣言中引用了穆罕默德的一段话:“假如你有两块面包,你得用一块去换一朵水仙花,因为面包是身体的粮食,水仙花是灵魂的粮食。”陶行知认为,中国人生活中的道德程度过低,和日常生活中缺少美感有关:“美的良知一旦焕发出来,比之道德自觉与发现功效是强得太多了,美就是一步到位的道德。”
事实上,对美的感知直接作用于人的精神层面,从道德和行为上提供约束和判断力。不论中西方,审美判断力都是一个人的核心价值体现。而知识也是审美体验的基础。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写道:“对于不辨音律的耳朵说来,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囿于粗陋的实际需要的感觉只具有有限的意义……忧心忡忡的穷人甚至对最美的景色都没有感觉;贩卖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特性。”没有知识,就很难感受到美——二者之间相辅相成,因此,文盲、美盲通常需要一块儿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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