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距离’、‘去中心化’、‘分布式’的互联网思维把我们带进一个充满生机与挑战的人人时代,一个人人创客的时代。”(海尔掌门人张瑞敏)
一场源于美国的DIY创客风潮刮到中国,数年间,竟成燎原之势。
联想操办创客大会,阿里巴巴启动“百川计划”,海尔要让“企业平台化,员工创客化”,《创业家》猛推“黑马营”聚合创客,深圳成为中国创客的嘉年华圣地。
然而,创客也在迅速泡沫化,创客在一定程度上被缺乏动手能力的中国人“玩滥”了,人人想着把当创客当成创业,“直接奔着摘果子去”,全然失去了创意为乐的游戏精神。
1月4日,2015年第一个工作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来到深圳华侨城创意园柴火创客空间,在60平方米的房间里待了45分钟,留下一句话:“好,我再为你们添把柴,让更多的人成为创客!”这一天,李克强总理成为柴火创客空间第99号荣誉会员。
3月5日,99号会员在“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要让“众多创客脱颖而出”。自此,创客从IT圈火到了各地政府的学习文件。2014年以来,以政府主导的创客空间呈指数级增长,深圳一个区就开辟出十多个创客空间。
“哪里有这么多创客去?”深圳一位资深创客如此评论。
hackathon,直译骇客松。从精神传承而言,骇客即是创客。
2009年,深圳一群喜欢在业余时间搞发明创造的极客把他们定期聚会的社群称为SZDIY。当时的SZDIY聚会并没有一个固定场所,“租一个地方成本很高”。潘昊是深圳第一代创客,他创办的矽递科技是著名的开源硬件提供商。2010年,矽递科技搬新办公室时,把老办公室腾出来,给SZDIY这一群人提供聚会地点,这就是柴火创客空间的前身。
2011年,北京和上海的创客空间相继成立。2012年清明节,深圳举办Mini Maker Faire,这是北上广等全国创客第一次聚会。
创客圈子由一次次的创客马拉松形成并扩大。hackathon,直译骇客松。从精神传承而言,骇客即是创客。张浩还是果壳网DIY频道编辑时,把maker翻译成创客,流行至今。自从北上深的创客空间形成后,各地每年都会有很多马拉松。创客们可以展示自己的作品,认识更多的创客,还可以参加比赛,赢个iPad。
2013年开始,雷锋网、CSDN陆续举办创客马拉松,“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媒体开始大肆报道创客这个事情”。欧阳国栋见证了深圳创客社区的从无到有。技术宅欧阳从中山大学信息技术专业毕业后,曾在电讯盈科、IBM等大企业从事企业应用开发,但最终觉得外包业务没有前途,枯燥的编程工作“太浪费时间”,于是跑到深圳来寻找自己的创客梦。
2015年,SZDIY已经搬到深圳某针织来料加工厂的三楼,聚会在每周四的晚上,一楼是打工妹们在忙碌地加工衣物,三楼是技术宅们在研究电路。
参加聚会的老梁说,SZDIY是一个地下组织,“从不露脸,从来不做宣传,从来不大张旗鼓地搞活动”。欧阳也总结了SZDIY的另一个特点:“妹子很少。一般是别人的家属。”
一个“哆啦A梦”般的机器人是他的创客梦。
2013年年初,欧阳国栋做智能手环的时候,从北京来了一位“国内第一创客”张浩,跟他们同在柴火创客空间工作。当时张浩的“脑波控制飞行球”,在Kickstarter上众筹成功,要到深圳生产。此后,一些项目成熟的创客纷纷来到深圳。
“如果是自己玩,(北京、上海)资源都是够的,如果到了生产阶段,深圳的条件会更好。”2011年,张浩与一些玩装置的艺术家一起创立北京创客空间。“全世界最适合我待的地方有三个,东京、旧金山以及深圳。硅谷风险投资最多,日本人才最多,深圳接近制造以及使用单位。”
张浩做过永动机、3D影院:“我也能做,于是我就做了。这些不算什么创造发明,是一些很lowtech的东西。”到深圳两年后,张浩全力投入他看来最有技术含量的机器人制造。一个“哆啦A梦”般的机器人是张浩的创客梦。
总理到访后,华侨城创意园主动找到了柴火创客空间,告知还有另一块60平方米的办公区域可以租给柴火——此前华侨城创意园一直以没有地方来搪塞。
“这里是柴火的一个秘密基地,不开放参观。”总理来访对张浩的影响是搬进了柴火的VIP会员工作空间——机器、电脑与电线无序摆放的一个办公室。
张浩从来不参加创客们的聚会,也不关注去年的可穿戴设备热,所有时间都用在darobot的开发,“我跟他们没有什么关系”,倒是他团队的搭档DD,是SZDIY的财务大臣。
一个3D眼镜和一只六维手臂,这是哆啦A梦的原型,张浩正在让这个智能手眼配合能躲开各种障碍物分拣出目标物。
北京的创客里有很多互动艺术家,他们只关心作品的展示效果是不是很炫,张浩不喜欢这样的气场,他希望自己的机器人不是一个作品,而是有实用价值的产品。“像一幅画一样,可能你看不懂,我也看不懂。”张浩说,“我不关心表达了什么概念。我来深圳才两年,不与外面人交往,也不关心深圳过去怎么样。”
他如果三个月做不出好作品,就会把它挂起来。
老梁就在2013年CSDN的马拉松上找到了组织,那次参赛,老梁的魔镜拿了比赛第一名。整个团队分了一万卖钱资金,还赚到了手机和盒子。
一面普通镜子,镜后是显示屏,一旦有信息,屏幕会亮起来,透过镜子可以看到屏幕上的信息。两年多前,这样的发明还是很罕见的,后来东芝出了一个类似的产品。
“这也说不上专利,因为这只是一个点子。我们没有产品化, 为什么不让别人来产品化呢?”老梁在深圳的消费电子行业从业十多年,显示器、手机都做过,他很清楚创客和创业之间的区别。“做一个创意,只是为了好玩。要产品化,就涉及商业的投入,成本与定价是多少?推广与渠道如何?线下卖的和网上订的怎样?要处理的问题会翻十倍。”
老梁在这次比赛最大的收获是找到了组织:“哦,原来玩的人都在这里!有人在旁边,玩的时候你会很high。”之后,老梁成为SZDIY的核心成员。
“80%以上的项目,我一眼就能看到他用了什么技术。一般人看到LED灯闪烁各种颜色会觉得很酷,我关注的地方是,你的想象力比别人有没有突破。”
老梁是老创客,做过电子手表,做过虚拟现实眼镜,做过智能戒指。“一般而言,三个月我要是做不出好的作品,我就会把它挂起来。”
捣鼓东西去卖,赚了钱去买设备,又捣鼓新的东西。
生于1995年的吴海鹏,2014年才开始找到组织。从柴火、techspace到SZDIY,小吴结束了“自己捣鼓”的创客经历。
中学时小吴就参加各种校园发明比赛,初三毕业那年他想参加创客比赛,他的创意是一辆像螃蟹一样横着走的车,“但那个轮子长得比较诡异,装甲车上用的”。小吴查到有个老外用3D打印机把这个轮子打印出来,他跑到香港把轮子买了下来后,喜欢上了3D打印机。“我买了一台,自己做了几台,然后就开始卖3D打印机。”
2011年,吴海鹏是国内最早卖3D打印机的人。“我做了半年以后,Maker才对3D打印技术做了报道。”小吴把3D打印机放到淘宝和eBay上,“那时卖得也很贵,一台差不多要八九千,现在只能卖两三千了。”小吴也说不好“谁在买,他们买来干什么”,“只知道放上去了有人买”。四年后,他用“土豪太多”来概括当时的情况。
在这一轮的创业中,吴海鹏赚到了50多万元。他把这个公司关掉,是因为高考。小吴自称“被我爸洗脑了,想不开”才关掉公司去高考。那是2014年夏天,在刷新学校有史以来最低的高考成绩之后,小吴买了一张硬座票,带着滑板,坐了40多小时车到青岛,之后在天津、北京、上海等地旅游。在上海浦东蘑菇云创客空间,他遇到了自己的第一个老板,做电动滑板的创客Rex。
Rex被称为马拉松之王,参加江浙沪比赛十多次,拿了十多次亚军,刷到iPad一大堆。去年拿了一次第一,不久就获得IDG百万美元的天使投资。吴海鹏加入这家“能力很有限公司”。今年年初,小吴拿着工程机回到深圳跑工厂,就像高一那年他自己跑3D打印机的电路版和模具一样。
回到深圳,吴海鹏也定期来到白石洲永泰制衣厂三楼参加SZDIY的创客聚会。在内心,他是一个创客,“捣鼓东西去卖,赚了钱去买设备,又捣鼓新的东西”。高考只是浮云。“我只有英语弱。我有自己的规划,我喜欢拆各种东西,我自学arduimo,写代码,高一学焊接,留洋电子工程师焊不了的都找我。”
“柴火空间变成动物园一样的旅游胜地,每一天都来一拨人,摸摸这是什么。”
孕育于柴火创客空间的新我Betwine智能手环是这一股浪潮的先驱,2012年10月,高磊与欧阳国栋把Betwine带到北京极客公园的时候,圈里对智能手环还比较陌生,蓝牙4.0也还没什么人用。2013年年底,Betwine在点名时间上众筹成功,获得1000多套的订购量,20万元支持。
2014年3月第一批发到用户手中时,却出现质量问题。“电池的料有问题,生产的良品率只有50%。一半都没法出厂。”欧阳总结这个经验,“没有做过硬件生产,你想不到需要花这么多成本去试错,学费很贵。”团队不得不在2014年年中生产第二批换给客户。
“我们做得早,但过程很慢。从备料到生产,拖了好几周,错过了市场的窗口。”欧阳分析Betwine没有大卖的原因,“一个设计师加软件工程师的团队,要做一个硬件加移动互联网的创业,链条太长,需要技术积累太多。”
错过了融资,没有大卖。虽然众筹到20万,但团队百万级的投入也只能当做交学费了。“我是时间成本,两年多都是月光。”欧阳说,“下次我就知道要避开什么坑了。”
2013年,一股可穿戴设备热和智能硬件创业热,使深圳成为众多创客以及创业者奔向的天堂。但能够做到Betwine这种水平的项目已经很少。
“基于蓝牙4.0手环、防丢器、智能插座、智能灯,后来还有空气净化。但到了2014年上半年,很多品牌开始消失,大半年之后,大部分团队都销声匿迹了。”
“他们不是来寻找创客梦,他们是来寻找市场机会。”欧阳总结这股浪潮,“热潮一来,很多人都上船,潮过去了,很多被冲走了。”
2015年,“水被搅得更混了”,这是欧阳的基本判断,自从总理到访,“各地政府都在推创客概念,柴火空间变成动物园一样的旅游胜地,每一天都来一拨人,摸摸这是什么”。
欧阳说到,2015年的热潮是视轴飞行器(无人机)和机器人,“视轴飞行器也是一个泡沫,其实需求并没有这么大,不知道拿来干吗,这种产品过把瘾就死,却没有实用价值”。
商业因素是整个创客环境被扭曲的最主要原因。
从一个创客的作品到产品,这是一个很大的跨度。
“有一些很奇怪的概念,奇怪到我都不知道怎么能想出来,甚至完全停留在头脑风暴阶段,完全没法做成产品。”欧阳国栋对这个跨越的难度深有体会,“创客这个概念被炒起来,好像我们有多创新一样,其实我们做的很多东西都是没有什么价值的。”
“如果一个产品,你自己都没有迭代过三次,你最好别卖给我!”老梁说,“去年有人买了很多古灵精怪的东西,什么手表、手环……90%都不用了,要不就是有质量问题,要不就是很鸡肋,用久了觉得可有可无。”
欧阳去年曾经在maker faire上做了一个自动字符画生成器,但要做成产品,就要考虑到成本和利润。“假设500块一个,生产1000个,就是50万,我去哪里找这么多钱?这只是物料,还要开模,一次性成模成本就是十几万,量少了没有工厂给你做,这些问题一来,你根本没法往下做。”
“我不赞同所有项目都以能不能实现商品化来作为评判标准。”老梁说起一些好莱坞大片的道具,“可能只为这个镜头做的,镜头过去了就扔掉了,但他们做得很认真。”
如果创客在开始时就加上商业性考虑,把成本和需求因素加进去,“天平会偏掉,已经不是以想象力为主导的作品,而会偏到成本那边去。”老梁对这种形象很是担心,并认为“这是整个创客环境被扭曲的最主要原因”。
老梁很赞同上海蘑菇云创客空间的立场,如果这个项目已经到了创业的阶段,就会让项目离开。但深圳的自由度让初怀商业化心的项目得到鼓励。
在山寨为王的深圳,创业者们聚会“怕对方抄袭,不敢说自己的idea”,但以玩为取向的创客们不同。“我们会说创意,我们只做作品就行,不会考虑产品化。”欧阳说,“他真的抄我也没办法,我自己没有办法做出来,我能怪谁呢?”
“创客做的东西很有想象力,但他们做出来的东西是不是有用,谁知道呢?”
“很多人心里是一个创客,只是没有平台给他们去动手。”
深圳有多少创客?
主要组织者欧阳国栋的SZDIY邮件组最多时有500人。“现在聚会,经常来的认证会员十来二十个,最活跃的一个创客组织,能有十几二十个人每周都来聚会,已经很不简单了。”
对欧阳而言,创客是一个概念:“我的爸爸会木工、电工、泥水,都是自学的,他也是一个创客,只不过我们这代人用的工具是计算机。”
欧阳认为很多创客都“隐藏得很深”。“以我为例,在我遇到SZDIY以前,我也不会去搞这些DIY的东西,我每天在公司只想着怎样提高工资,但认识这帮人后我发现找到组织了。很多人心里是一个创客,只是没有平台给他们去动手。”
老梁以前的同事们,“与我同等水平的,都还没有出来玩”,但他们都习惯了朝九晚五的生活,“心也疲劳了,几乎没有出来的”。
“在任何国家,创客都是小众文化,在这个小众人群里,分出独立的开源硬件设计师,就更小众了。”张浩在创办北京创客空间时,就有创客期望以出售开源硬件为生。“有创客是以卖开源硬件为生的,但以卖开源硬件为生的不一定是创客。”
创客不能形成自我循环,创客空间也无法杀鸡取卵。“对我们来说,希望能通过这轮热潮,把手上的项目整理出来,实现融资。”
在深圳成功运作的创客空间有两种,一种是专门给硅谷众筹团队整合深圳供应链的孵化器;另一种是SZDIY这种地下组织,“自己筹点钱,运营成本极低的”。老梁说:“其他创客空间,我还没有看到有正常利润的。在深圳哦!我在深圳都没看到,其他地方我就更不敢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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