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一个《竞报》记者在高氏兄弟的玻璃房画廊喝咖啡，讨论艺术市场的问题。后来高氏兄弟来了，我们又聊起了《让子弹飞》。

我很喜欢后半部分的“反抗”桥段，即“姜文”在街上扔了大量金钱和枪支，人们晚上偷拿回去，第二天又还给“老大”。姜文在反抗专制屡战屡败之际，终于认识到，人民并不因为少数人是正义的化身就跟着你走，还要等少数正义者有胜利的苗头时，才会跟着你揭竿而起。于是，最出彩的一幕出现了：“假周润发”被拖到广场中央，当场砍头。躲在广场四周的民众相信“革命党”已经把老大杀了，揭竿而起也就没有任何政治风险了，随后“人民”变成“暴民”，大家冲进城堡进行“文革”式的“抄家”，老大的部下也迅速变脸，宣布加入“革命党”。

转机就在于杀死“假老大”，我称作“杀死符号”。《让子弹飞》是一个政治寓言，即辛亥革命后，一个理论上已是民主共和国治下的县城，依然以“买官卖官”和基层政权黑社会化的模式保持独裁统治。任何独裁统治，无论是秦帝国还是一个帝国最小的政治单位——“县城”，从理论上，统治模式都是一样的，即“符号统治”。

在我们的历史常识中，独裁统治好像都是靠暴政维系的。其实不然，暴政固然可以“杀一儆百”，甚至“杀五十儆百”，但总不至于“杀九十儆百”吧，人民都被杀光了，就剩一个皇帝和一群卫队也什么意义。“杀五十儆百”的王朝也有过，比如秦朝、隋朝，但都是短命王朝。能维持数百年的辉煌帝国一般都是暴力、洗脑和怀柔三者并用。专制主义不等于暴政，比如中国长达几千年创人类纪录的封建统治，靠的是一种“仁爱的专制主义”，欧洲中世纪一千年的专制统治靠的是上帝的“慈父的专制主义”，斯大林的统治则是革命化的“崇高的专制主义”。

专制统治并非靠鞭子和杀戮，而是靠一套怀柔手段，如价值观、形象公关及适当的安抚。一是恩威并重。打一下又摸一下，以“杀一儆百”为后盾。这在《让子弹飞》中有淋漓尽致的表现，“周润发”一会儿抽“陈坤”耳光，一会儿又变态摸“陈坤”的脸，最后还是把他做得血光四溅。二是将自己塑造成公众“偶像”，比如“周润发”一直通过宣传和施财将自己打造成“善人”、“乡绅”。从传播学讲，这实际上就是操控信息发布，对公众进行“洗脑”。

恩威并重的专制统治的终极境界，实际上就是“符号统治”，其核心含义是：“老大是神圣不可动摇的”。其一是有关暴力的，即“老大”是不可推翻的，任何想推翻“老大”的举动都将招致灭顶之灾，一想到要对“老大”不敬，就会想到老大的惩罚，甚至一看到“老大”的照片就浑身发抖；其二是有关神圣性的，即“老大”代表上帝、道德、完美和替天行道，就是正确、正义和天下为公的化身，一看到“老大”，内心就充满崇拜和感激之情。

“符号”统治是一种政治的心理控制文化，专制主义的长盛不衰，其奥秘在于建立了一套对多数人具有感染力的“符号体系”，比如用家族伦理来隐喻帝国与臣民的关系，统治者被塑造成人民的“父亲”，专制帝国被比喻成“母亲”， 帝国与人民被比作一家亲共患难的关系。

徐冰曾说，中国目前已进入当代社会。我不完全同意。中国社会是否真正进入当代是值得怀疑的，封建专制主义在很多地方仍以各种面目遗存。即使当代艺术圈自我标榜“前卫”的人，比如邱志杰为“招安”的辩护词中亦充满了诸如将国家比作父亲的专制主义隐喻词汇。即使是反对者文化，像政治波普、高氏兄弟对毛符号形象的后现代讽刺，事实上尚未越出专制文化体系的“反专制”模式，其结果是，不仅没有“杀死符号”，或许还强化了“符号”。即对符号的嘲讽有时未必能杀死符号，相反，通过反讽的修辞不仅未能消解符号统治，反而一遍遍激活了该符号走入我们的中心视野，并因为后现代形式被赋予一种新的审美愉悦，使我们对专制符号重新产生“好感”。

所以，艺术乃至中国社会要真正步入民主共和及当代社会，在精神上和语言上真正做到“杀死符号”，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