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能想象没有被涂抹上“县城色彩”的城市生活吗？

穿的运动服饰“晋江造”，吃的快捷小吃“沙县牌”；戴副眼镜“鹰潭产”，喝茶用具“宜兴制”；小区拾废品大爷老家驻马店，城市送快递小哥出身“桐庐系”……

从县城生意到特色产业，从不断构筑的品牌到活生生的人，县城为城市“输血”的过程，也是近十年城市肌体的持续生长过程。在这份县城贡献榜里，你一定能找到那些已经完全融入城市日常生活的县城，以及那些来到城市打拼的县城人。县城的存在让城市生活更多元，县城人的到来，让城市人得到的服务更有温度。

福建沙县

沙县小吃

沙县人打造了一个世界第一餐饮企业品牌——不仅在国内遍地开花，也开到了国外。走出国门这种事情国足都还没做到，沙县小吃却做到了。

沙县小吃，穷人的深夜食堂。

——网易浪潮工作室

沙县小吃走出福建后，沙县小吃店的菜单是不断变化的，粿条、线面、捞化等太本土化的小吃被直接淘汰，扁肉、拌面、炖罐和蒸饺“四大金刚”的地位不断巩固强化，最终成为标准“老四样”。

在中国餐饮界，沙县小吃的地位如同职业培训界的蓝翔、医疗界的老军医，作为世界最神秘的组织，却人人知晓。

沙县小吃和兰州牛肉拉面就好比中国版（或曰低配版）麦当劳和肯德基，总是联袂出现：每家兰州牛肉拉面店不远处，总能找到一家沙县小吃店。它成了城市街头巷尾的标配，也成了城市白领解决午餐难题的优选方案。

沙县小吃的发源地是沙县夏茂镇。夏茂镇的居民大多是客家人，他们性格豪爽，喜欢闯江湖。上世纪80年代末，夏茂人开始外出开小吃店，但并没有打出“沙县小吃”的牌子，最多在店门口挂块小黑板，写着简单的菜单。真正意义上的沙县小吃店是1991年在福建出现的：开在小巷子里，房租很低，只需两个铝锅、一个煤炉、几张桌子和椅子，成本不过数百元，就可以开业了。

那时候沙县小吃店里的扁肉、拌面只卖5毛，后来慢慢涨到2元。“2元吃饱，5元吃好”，别小看这价格，薄利往往多销。沙县小吃店最初经营的品种通常有扁肉、拌面、蒸饺、粉干、汤面、卤货、茶叶蛋等，后来增加了“三合饭”。之后陆续开出来的沙县小吃店，从经营手法到品种，基本上复制了这些元祖店的做法。

在福州，沙县小吃店的数量一度达到近5000家。随着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夏茂人开始转战其他城市。毗邻福建的广东是夏茂人出省的第一站。广东人饮食较清淡，喜欢煲汤，沙县小吃店的炖罐和蒸饺很受欢迎。再加上有很多外地人在广东打工，平价、美味的沙县小吃慰藉了他们的胃。因此，沙县小吃店在广东迅猛扩张。如今，广东成为全国沙县小吃店数量最多的省份。

在沙县小吃向全国扩张的征途中，少不了沙县有关部门的助推。沙县县政府在1997年成立了沙县小吃办，开始对外宣传沙县小吃——这和青海化隆县政府对兰州牛肉拉面店的扶持如出一辙。沙县小吃店还走向了世界，在美国、加拿大、秘鲁、澳大利亚、意大利、马来西亚、新加坡，甚至非洲的博茨瓦纳都有沙县小吃店。有人调侃说：走出国门这种事情国足都还没做到，沙县小吃却做到了。沙县小吃的成功，带动了沙县的经济。如今沙县的经济实力在福建省可以排进前十位，通了动车，飞机场也即将建成。

20年过去，沙县小吃开始寻求品牌转型。“沙县轻食”“沙县国际”的门店照片一放出来，就在社交媒体上开始刷屏，因为大家都对全新面貌的沙县小吃感到好奇。中国品牌研究院食品饮料行业研究员朱丹蓬分析道：“在面临越来越多的竞争对手之时，沙县小吃要想保持王者地位，集团需要整合门店，适应不同层次的消费者。”

                                              （文/郑依妮）

青海化隆

兰州拉面

最早将“兰州牛肉拉面”推向全国的是化隆人。“青拉”和“兰拉”的派系之争一触即发，化隆人有了自主品牌意识，改打化隆牌。

北京目前有青海拉面馆900多家，包括循化、化隆还有民和，95%打的是兰州拉面。

——马春云（化隆县驻京办主任）

化隆县政府全力扶持拉面户“走出去”，为他们提供无抵押、首年免息的“拉面贷款”。当地有个说法：“送出去10万人，每年回来1个亿。”

无论走到哪个城市，每隔几个街区，总会看到一家兰州拉面店。其实，遍布全国的“兰州牛肉拉面馆”许多并不是兰州人开的。据最新统计，目前全国大约5万家兰州牛肉拉面馆，有近70%为青海化隆人所开。

青海省海东市化隆县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县。过去，人们提起化隆，就一个字：穷！上世纪80年代后期，化隆人马贵福听说许多青海客商在南方吃不到清真餐，于是和在拉萨开面馆的韩东南下，在厦门火车站附近开了家“清真拉面馆”。当时，很多厦门人还不知道什么是拉面，也没听过化隆这个地方。除了针对厦门人口味对拉面作出改良，马贵福和韩东更索性换上“兰州牛肉拉面”的招牌，毕竟兰州比化隆有知名度多了。这就是“兰州牛肉拉面”的源起。也就是说，化隆拉面变成了“兰州牛肉拉面”，实属无心插柳。

拉面店在厦门的成功，让化隆人看到了生活的希望。在政府的扶贫政策鼓励下，化隆人纷纷拖家带口到外地开面店谋生。他们的经营多是家庭作坊式，“一台炉、两口锅、三个人、四张桌”。一家三口以店为家，男人拉面、女人炒菜、孩子跑堂，晚上住在店里，吃得了苦，就赚得了钱。

渐渐地，“兰州牛肉拉面”的招牌遍布全国各地。有媒体调查发现，在外地做拉面的7万多化隆人开了1.3万家拉面馆，这些店多分布在一线城市群：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化隆县曾派出89个政府工作人员，到全国50多个地区设立拉面办事处，负责拉面户的后勤工作。“靠着这一碗面，化隆百姓挣了票子、育了孩子、换了脑子、练了胆子、拓了路子、创了牌子，一碗拉面让化隆百姓走出了大山，摆脱了贫困，换了一种活法!”时任化隆县副县长的马千里说道。

“兰州牛肉拉面”的招牌被化隆人打响，真正的兰州人坐不住了。2012年，兰州拉面开始大规模走出兰州，向全国扩张。在他们看来，“化隆不过是个偷拉面的，就像韩国人偷了端午节一样”。随着兰州人成群结队进入城市开拉面店，“两面之争”在所难免。2015年7月，“青拉”和“兰拉”的江湖派系之争一度轰动全国。

兰州人的加入，让拉面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有眼光的化隆拉面老板开始意识到，化隆拉面必须转型。化隆人开始有了自主品牌意识，纷纷撤下兰州牌，换上了青海牌。在升级后的店面里，操作间装上了玻璃橱窗，顾客可以看到拉面制作的全过程，“一红二白”的牛肉面在优雅、清爽的环境中格外勾人食欲。化隆人冶矛升创办的“青唐宫”拉面连锁店，6个直营店年营业额在1000万元以上。                                             （文/郑依妮）

福建莆田

民营医院

从上世纪80年代陈德良带着8个徒弟出去跑江湖起，30年来，莆田系已然占据民营医院的八成份额。

过去莆田民营医院在夹缝中求发展，演绎了“野百合也有春天”；今后，莆田人将推动中国整个健康产业的发展。

——梁建勇（莆田市委书记）

截至2013年年底，在全国各地从事医疗产业的莆田人达到6万多人，其举办的民营医院有8000多家，占中国民营医院近八成份额（据卫计委网站，截至2013年10月底，全国民营医院共10877家）。

去年的魏则西事件之后，一向隐秘的“莆田系”医院被曝光，媒体纷纷盘点，到底哪些民营医院属于莆田系——或者，换个说法，哪些民营医院不属于莆田系？毕竟，在全国1万多家民营医院中，有8000多家属于莆田系医院，只有20%不属于莆田系。

“莆系老板本没有医学背景，他们是从一张治疗疥疮（螨虫）的偏方起家的。”《南方周末》2014年关于莆田系的一篇报道中这样写道。上世纪80年代，后来被称为“祖师爷”的陈德良带着8个徒弟离开莆田县东庄镇，出去跑江湖。他们的底气，就是陈德良自创的一张偏方：“用硝酸化水银，十几个小时后，水银变成水，再加上醋，一擦就好了。”用化学原理来解释，是这样的：汞与浓硝酸过量反应，生成硝酸亚汞、二氧化氮和水。硝酸亚汞无毒，可损害细小生物细胞，醋会增加它的活性和溶解性。再直白点说，这偏方是有效的。

从化学药品商店买硝酸和水银，成本价不过一两毛钱，陈德良和徒弟们按比例配好后，每瓶药水卖一两元，利润惊人。陈德良他们每天能赚一两百元，好的时候能达到三四百元，而那个年代科级干部每个月工资只有36块。陈德良带出去的8个人里，除了他侄子詹国团，还有邻居陈金秀、当时东庄镇党委书记的儿子林志忠。詹、陈、林，再加上一个“徒弟的徒弟”黄德峰，就是日后莆田系富豪的“四大家族”。

90年代，从承包医院科室（即“院中院”）起步，莆田系开始合法化转型。他们以公司的名义跟医院签合同，承包“弱势”科室，用上千万元买断10年或30年。2000年，国务院出台禁令：政府的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不得与其他组织合作营利性的“科室”“病区”“项目”。莆田系应对禁令的手法是“蛇吞象”——由承包一个科室转为承包整个医院。后来，莆田系也大量自建医院。位于浙江嘉兴的新安国际医院，由詹国团投资6亿元创建，是商务部和卫生部批准的首家民营综合性国际医院。

莆田系经营医院的方针，可以概括为三点：低风险、高利润、非医保。早期，他们多专注于男科、妇科、不孕不育等专科，在媒体上大量砸钱投放广告，以弥补自身治疗能力不足的短板。这是莆田系惯用的营销手法。因此，是否大量做广告，被视为识别莆田系医院的一个有效方法。2000年后，莆田系转向整形美容、牙科、眼科等科目，美莱、华美就是他们推出的整形美容医院品牌。

2013年11月，新希望集团创始人刘永好、地产商冯仑与莆田人、华夏医疗集团董事局主席翁国亮一起牵头成立“医健联盟”（中国医疗健康产业发展策略联盟），14名会员中有8位莆田系老板，下辖全国1000余所医院。媒体评论为：莆田系以联盟之名集体转型。       （文/桃子酱）

安徽桐庐

民营快递

桐庐人创办的“三通一达”（申通、圆通、中通、韵达）在2016年年底相继上市。人们会用“恩怨情仇”来形容桐庐帮之间盘根错节的关系，并脑补一场大戏。

所有（桐庐）快递人员把爸爸、妈妈、二姨等都拉出来做快递，这是了不起的企业家创业精神。

——马云（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

据桐庐县商务局统计，全国由桐庐籍民营企业家创办和管理的快递企业达2500余家，占据全国快递行业近60%的市场份额。2010年，中国快递协会授予桐庐县“中国民营快递之乡”称号。

相信很多人是从中学课本上要求背诵的《与朱元思书》中第一次听到“桐庐”这个地名——“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在快递成为生活中必不可缺的一部分的今天，人们发现，原来自己跟这个地方早就有了无形的联系——平常用惯的申通、圆通、中通、韵达（三通一达），都是桐庐人创办的。

说起快递行业中的“桐庐帮”，很多媒体用“恩怨情仇”来形容他们之间盘根错节的关系。确实，梳理桐庐帮发展的路径，会忍不住脑补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1993年，来自桐庐县钟山乡夏塘村的聂腾飞与同在杭州一家印染厂打工、来自淳安的詹际盛创办了盛彤公司，主业是为杭州的客户把报关急件送到上海报关。后来盛彤改名为申通快递，是全国第一家民营快递公司。1994年，聂腾飞安排妻子陈小英的哥哥陈德军接替詹际盛的上海业务，詹后来离开申通，创办天天快递（2012年，申通收购天天快递，由陈小英第二任丈夫奚春阳任董事长）。1997年，聂腾飞因车祸去世，申通由陈小英兄妹接管，聂腾飞弟弟聂腾云离开申通，于1999年创办韵达快递。2000年，陈德军的初中同学、曾在申通做过财务的陈小娟鼓动丈夫喻渭蛟借钱创办圆通速递；2002年，同为陈德军同学的赖梅松创办中通速递，而赖的合作伙伴是聂腾飞的发小、曾任申通一级站点负责人的桑学兵。

聂腾飞刚创办申通时，采取的是原始的“人肉快递”方式：他骑着自行车去收件，拿到报关件后立马坐火车送到上海，詹际盛在火车站接货后送往上海市区各地。每单收费100元，扣除来回火车票30元，每单可赚70元。

随着业务的扩大，需要增加人手，聂腾飞的办法是：回桐庐拉一批老乡出来帮忙。快递行业要求从业者有诚信，用桐庐老乡当快递员，在诚信这一点上可以得到保障。有宗族观念的约束，就不大可能发生快递员携件中途跑单的事情，毕竟，一旦做出这种事，当事人就会被乡人唾弃。很快，桐庐老乡被分散到全国各地，将沪杭间的线状业务变成区域乃至全国的网状业务。“加盟制”也解决了同乡人的利益分配问题。

就这样，越来越多桐庐人加入这个行业。除了“三通一达”的创始人和不少高管，创办汇通快运的徐建荣、创办希伊艾斯快递（CCES）的方里元，也都是桐庐人。据称，在聂腾飞家乡钟山乡以及邻近的歌舞乡，十户人家里有六七户都在做快递。

事实上，北京和上海的一些民营快递企业也希望通过加盟的方式扩张全国的网络，但最终由于无法控制管理或者加盟商独立单干而被市场淘汰。为什么桐庐帮能成气候，而其他民营快递企业做起来很难？答案就是“桐庐”二字，是桐庐人的抱团意识形成了企业凝聚力。

                                                   （文/桃子酱）

湖南新化

文印服务

新化文印在全国拥有大小门店6万余个，从业人数20余万人，年产值达1200亿元，占据国内文印70%以上的市场份额。

“新化现象”类似于“成都小吃”“沙县小吃”，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产业扩散型经济”。

——冯军旗（社会学博士）

做文印产业的新化人，大多出自该县洋溪镇。洋溪镇总人口8万多，有超过4万人从事集产、供、销于一体的文印产业，并因此致富，使得该镇出现了不少亿元户。

去北京街头的打印店发了个传真，我就开始想念家乡湖南。

一方面，打印店与湖南关系紧密。参照北大社会学博士冯军旗的调研报告与当地政府的信息，湖南省新化县的打印复印军团遍布所有县级以上城市，占据全国图文、办公耗材市场约85%的份额。

另一方面，没有湖南血统的打印店确实逊色不少。比如这家位于三里屯附近的打印店，你发一页传真，操着北方口音的中年老板娘会提出，文件需要重新影印，也就是调整页面黑白对比度，以免对方看不清。然后她会问接收方的电话，一边拨号，一边用粗大的嗓门朝那边喊道“欸，接个传真”，有一种自作主张的热情。收费一共16元：扫描打印2元，电话沟通1元，市内传真13元。

但同样的场景不会出现在新化人的打印店里。冯军旗博士说，新化打印军团能拿下强悍的市场份额，是靠“一个个10平方米不到的逼仄、破旧的小门面做出来的”。新化人信奉“实在”，他们的店门口写着生意策略：“复印5分、打印1角，量大从优。”如此高性价比的服务，高校学生最有体会，期末考试前一科又一科的教案与课堂笔记，拿去新化人的店里复印，根本不用心疼钱包，还可以顺带花几块钱买些马哲等公共课程的复印版资料。在新化人的店里，做事的往往是一家亲友，他们不论老小，对机器都非常熟练，能轻松搞定都市白领也不太清楚的双面复印装订。传闻新化孩童拼音都没学会，加减乘除都没弄明白，就能把复印机拆开组成变形金刚玩。

上世纪60年代，一对姓易的新化兄弟在四川涪陵（今属重庆）学到了机械打字机的维修技术，随后通过同乡、家族的传帮带，演化出如今新化人遍布全国的文印产业经营网络。今年年初，第五届中国新化文印产业博览会开幕，主题为“中国新化·文印天下”。当地政府官网的数据显示，新化文印产业在全国拥有大小门店6万余个，从业人数20余万人，年产值达1200亿元，占据国内文印70%以上的市场份额，并在产业中上游抢占了重要位置。

新化人打下文印江山，靠的是“国际贸易+专业市场+专业门店”的模式。早先，他们通过外贸渠道，把日本和美国的二手复印设备引进国内，然后通过专业的销售渠道扩散到国内数万个打印店。现在，他们当中有人开始了办公设备和耗材的生产制造，有人开始标准化服务的升级经营。在新化文印产业最集中的洋溪镇，投资50亿元的文印总部经济园正在建设；在上海，自称新化“文印二代”的年轻创业者正在尝试新的思路，比如提供“麦当劳”式标准化文印服务。

新化人外出打工不喜欢拖行李箱，他们更爱大容量的黑色双肩包。一个无据可考的理由或许是，这个位于湖南中部的县，境内多山丘盆地，人们习惯了以背着行囊的方式寻找出路。新化籍作家奉波曾感慨，不明白当年漂泊四方的祖先们怎么会选择这么可怕的地方安身立命。他可能没想到，一个地方越可怕，当地人向外走得越稳，他们吃得苦、霸得蛮、耐得烦，然后占据城市人生活中无可替代的一部分。                                       （文/苏静）

广东澄海

玩具产业

从“澄海制造”到“澄海模式”，澄海逆势增长，取代东莞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玩具制造中心。它给消费者提供的不是简单的玩具，而是全新的玩物。

世界的玩具在中国，中国的玩具在广东，广东的玩具以前看东莞，现在看澄海。

——陈立光（广东佳奇科技教育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G20杭州峰会期间，巴西总统特梅尔在杭州百货大楼花399元买了只机器狗，这只机器狗就是澄海生产的。

澄海构筑了中国普罗大众的童年梦。上世纪90年代，孩之宝、美泰、乐高、田宫、万代等国外大牌离普通人尚远，横空出世的“澄海制造”满足了数代人的童年所需。奥飞、骅威、星辉等本土崛起的大牌，让孩子们有了一份打过折却真切无比的幸福感。

改革开放前，澄海仍是县城，人口密集却无支柱产业，因人口大量外流而成为著名的侨乡，和其他毫无特色的中国城镇一样贫瘠单调。上世纪80年代中期，澄海兴起玩具创业潮。继东莞之后，澄海人也搭上了港商转移产线的发展快车，以来料加工制造玩具、礼品起步，用注塑机或模具机搭建小作坊，挖出了属于自己的第一桶金。

玩具业快速崛起之时，澄海区政府及时给予扶持，当地的包装、装潢、电子、机械、五金企业也大量为玩具业生产配套产品，形成一股地区发展的重要合力。

蔡东青是澄海玩具产业的代表，也是童年筑梦者之一，他引领了澄海玩具业的变革。1992年，蔡东青在香港一座街心公园看到了疾驰的日本田宫四驱车，萌生了把这个“逼真而灵巧”的电动玩具车带到内地的念头。他先在澄海造车壳，再去深圳做马达，花500万元把这一“舶来品”的广告砸向北上广深，成功举办了首届奥迪杯四驱车大赛。

但曾经辉煌的奥迪双钻四驱车最终难逃落寞离场的结局。想在同质化竞争中活得更好，就必须摆脱单一产品的窠臼，这是所有澄海玩具人的共识。在时代的冲刷之下，澄海玩具产业不断去芜存菁，保持着“低成本、高协作、多样化”的特色，进而以玩具为媒介展开跨界合作，希望重振昔日强盛。

透过蔡东青的成长史，可以看见澄海玩具产业三十余年的发展史：从雏形（来料加工、低端制造）、发展（制作自有知识产权的玩具产品）、转型（动漫+玩具并行推广策略）到再次腾飞（智能化玩具制造，涉足娱乐圈等泛文化领域），每一段波折与成长，都是一代人心血的结晶。这个无生存之本的海滨城镇，终于获得“中国玩具之乡”美誉。

“澄海制造”时代落幕，代之以吸收国外玩具商经验的“澄海模式”，以及拥抱资本后的新打法。从业者已有共识：玩具业不变则死，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和孩子们不断转移的兴趣，考验玩具制造商的敏锐度。智能化玩具兴起，资本介入的泛娱乐化、泛文化因素也对玩具业态产生影响，澄海玩具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给消费者提供的不再是简单的“小孩玩意”，而是不断更新换代、探索高科技多元化的全新玩物。                      （文/詹腾宇）

河南驻马店

废品回收

驻马店人有出外做废品回收的传统，也一度被污名化为坑蒙拐骗的代表。但实际上，收废品中有商机，废品堆里也能开出心中的诗歌之花。

其实不好的风气  只是少数人的问题/希望大家别把所有河南人都规划进去。

——何瑶（歌手）

驻马店原名汝南，是有着“四世三公”之誉的袁氏家族的故乡。后来它被改为驻马店，被网友认为是“坑爹之最”。

“一个人外出打工本来就不容易/可提起找工作这事还真叫人生气/难道我们老乡在外地  就没有工作的权利”“虽然现在我们被别人瞧不起/但我们要自己瞧得起自己/将维护河南尊严的斗争坚持到底……”

在这首名叫《河南人怎么了》的歌中，河南歌手何瑶唱出了河南人在外打工备受歧视的事实。而在河南人中，驻马店人被污名化的程度更甚：其一，驻马店被视为坑蒙拐骗的“总部”；其二，同样有在大城市做废品回收（通俗地说就是捡破烂）的传统，驻马店人的名声就比固始人的名声差。

“豫记”（河南媒体人聚合平台）曾刊发署名“宋温暖”的文章，为驻马店人鸣不平：那些坑蒙拐骗的行为，“不只是驻马店的乡亲有过，但驻马店从事‘废品回收’的人数较多，许多外地人干过的事情，也稀里糊涂统统算到驻马店人的头上了”。这位作者还写道：“捡破烂时的坑蒙拐骗早已成为历史，现在的驻马店已经出现许多经得起考验的劳工输出品牌，比如遂平的家政、泌阳的香菇种植、平舆的防水防潮。”

有两个收废品的驻马店人在自己打拼的城市里，用行动为驻马店人正名。

一个是80后李道信。他在深圳一处废品垃圾堆里发现了商机，于是开辟出一条电子产品回收利用和开发销售的“废品再循环”之路。他创办了两个公司，年利润达400万元。后来很多驻马店老乡加入他的公司，为珠三角的垃圾处理和废品循环利用探出了一条新路。

一个是在浙江传媒学院做后勤工作的宋成宝。他会如此自我介绍：“我在学校后勤收废品，平时喜欢瞎写点诗。”宋成宝到浙传工作的初衷，是他有一个当主持人的梦想，希望到浙传充充电。待了几年后，他放弃了这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倒是在收废品的工作中读到不少书，并开始写点诗。“老师的学生站在流水线旁/分数的高低超过了道德修养/手机汽车住房/我们都很忙/我的愿望不是这样”，在《市场》中，他这样写道。

浙传文学院教授赵思运如此评价宋成宝：“这说明写诗不再是晦涩难懂，不再是象牙塔式的高高在上，诗歌可以从生活出发，将诗歌重新拉回我们的生活，这是一种草根文化，非常好的！”也有网友评论道，能踏实耐心地为城市、为自己收几年废品，同时还能发展写诗这样的爱好，足以证明驻马店人心底是干净的。             （文/让-布赫达涅）

广西天等

桂林米粉

天等人喊出“传统的桂林米粉是没有市场的”，把这碗经过改良的米粉卖到了北上广深等大城市。

在桂林吃到的（米粉）是现场交响乐，在北京吃到的，是山寨手机外放的广场舞曲。

——陈晓卿（资深电视人、美食家）

天等在壮语中是“石头耸立”之意，石漠化面积接近全县的45%。全县40万人口，有1/4常年在外讨生活。

如果当初没有“一碗米粉闯北京”行动，估计天等人现在还在山石之间惶惶迷失。

“听说天等人在北京卖桂林米粉，回家乡建别墅、搞投资，真的吗？”这是广西驻京办主任谭勇的疑问。当政府官员都意识到“此事不简单”时，天等模式已经初现规模：北上广深四地，天等版桂林米粉店超过3000家，相关务工者超过2万人。

先去深圳，后到上海，然后扩张至北京，天等人辗转全中国做生意，凭的就是背水一战的拼劲。创业初期忙到三次急拨120入院、三个月没逛过街……类似案例在天等人身上比比皆是。因贫穷而生的执着，使他们坚信“任何桂林米粉都打不过我们”。2017年年初，北京天等商会牵头引入餐饮管理公司，吸纳了41家在京的天等桂林米粉店。就这样，天等桂林米粉开始在大城市集聚，并逐渐转化为有组织、有效应的米粉品牌。

口味革新和调试，是天等桂林米粉的另一个成功法则。桂林人吃粉，喜干捞配汤；进军北京的天等版则不遵循传统，也无所谓禁忌，就直接做成“走样”的、北方人更习惯的汤粉。在上海与深圳等口味清淡的城市里，则增加适当甜味。

此外，老乡天然的抱团心态，也让天等版桂林米粉实现了快速增量。他们聚会交流，沟通不断，少有同行相斥的鸡贼心态。天等人新开一家米粉店，附近的另一家会跑去帮忙，“从配卤汁、熬汤、炒配菜到端送米粉，无所不做”，让新店生意快速红火起来。天等人的米粉连锁店自称是广西石山区的“麦当劳”，他们敢于把店开在繁华商业区和连锁食品店旁边。“我们的桂林米粉不怕任何品牌的连锁店，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际的，连肯德基和麦当劳我们也不怕。只要他们有一家，我们就敢在旁边开一家。”

天等人一直在努力证明一件事：米粉出自桂林，但不代表其他地区的人不能分一杯羹。桂林米粉的本地原教旨主义者会怒斥天等的抱团夺权，认为盗版荒唐；天等人则主动出击，喊出“传统的桂林米粉是没有市场的”，把一个原与本县无关的标签变成了自己的。

天等人成功进军北上广深后，对“天等”的解读已经从“等天吃饭”变为“从天边来的非等闲之辈”。这是一个贫瘠无望的县城企图通过集体行为，改善地域局限并谋求发展的故事。天等人并不合法占有“桂林米粉”品牌，对桂林米粉的商业化也只是学步阶段，但他们有扎扎实实的市场份额和打死不退的精神支撑。

当一碗米粉不再意味着四元一次的街头消费，而是一个县城对现状的积极进取时，天等版桂林米粉向沙县、化隆的方向进发就是自然而然之事——不管桂林人如何不忿，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天等人一直在前进。不同地区的人，会用嘴和脚去选择最适合自己的生活内容。

                                                     （文/詹腾宇）

广东顺德

粤菜大厨

“食在广州，厨出凤城”，顺德向全国各地和海外源源不断输出粤菜大厨。他们甚至成就了“顺德厨师经济”。

我（在顺德）第一次吃鲮鱼鼻，仿佛初次见到暗恋已久的人，既兴奋又紧张笨拙。吃完之后，我有种冲动，只想抱着厨师吻上几口，感谢他做出了如此刁钻好吃的美食。可惜厨师是个男的，想想还是作罢。

——蔡澜（美食家）

2004年，顺德获得中国烹饪协会颁发的“厨师之乡”称号。在顺德，餐饮从业人员超过10万人，平均每17个市民中就有一个人从事餐饮行业。

2014年年底，顺德成为我国继成都之后的第二个“世界美食之都”。

“世界美食之都”称号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城市创意网络”颁发，是对城市特色文化的一种肯定。据称顺德的入围理由是：“在工业时代科技进步情况下，依然良好保存了当地的烹饪诀窍、方式和方法。”所谓“食在广州，厨出凤城”（顺德首府大良旧称“凤城”，因此凤城也成为顺德的雅号），可以说，顺德厨师以及他们所传承的精湛技艺，是顺德成为“世界美食之都”的重要筹码。

香港国金轩The Mira（米其林一星餐厅）行政总厨余伟经、广州W酒店中餐厅行政总厨刘炽平、合肥元一希尔顿酒店凤还巢中餐厅行政总厨何健能……他们都有共同的出身，那就是顺德人。只要在顺德能做好厨师，出去哪做都能成功，这是顺德人对自己所传承的烹饪技艺的自信。根据顺德厨师协会的数据，目前顺德26位中国烹饪大师中，有近半在国内知名餐饮企业掌勺。顺德输出的大厨们，主要集中在粤菜区的三大重镇广州、香港、澳门，北上的也不少。顺德本地餐饮企业顺峰山庄在全国一度有30多家分店，每家分店从行政总厨到厨师长，50%以上是顺德师傅。

“只要是有粤菜的地方，就会有顺德厨师的身影。”这是顺德厨师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连庚明的说法。

顺德厨师“走出去”的故事，必须提及这两位传奇人物：一是上海锦江饭店首任行政总厨萧良初，一是曾任北京饭店行政总厨的康辉。

萧良初1906年出生在顺德杏坛乡，1951年成为锦江饭店首任行政总厨。他代表新中国参加莱比锡博览会，获得烹饪金奖；他做的“锦江香酥鸭”，让卓别林赞不绝口，甚至提出打包两只回美国；1982年船王包玉刚在锦江饭店宴请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他以76岁高龄复出主厨，香港媒体的报道敏锐地注意到他的身份——“船王午宴英相，顺德厨师掌灶”。

康辉1924年生于顺德水藤乡，是上世纪40年代在上海打拼的粤厨“十兄弟”中最小的一个。1955年，康辉成为北京饭店的粤菜厨师，之后更成为行政总厨，一干就是43年。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每次家宴，都请他主厨。2002年，康辉获得“国宝级烹饪大师”称号——当时全国只有16位大厨堪称“国宝级”。

有媒体称，“很多顺德厨师在外地餐馆掌大勺，间接成就了隐形的‘顺德厨师经济’”。顺德厨师出外打拼，多是组团式的，他们不但带去精湛的烹饪技艺，也输出了精致的美食文化。                                     （文/桃子酱）

福建晋江

男装品牌

晋江系运动品牌热衷于在央视投广告，CCTV5因此被戏称为“晋江频道”。晋江系的另一重镇是男装品牌，这些画风相似的品牌，为中国男性提供体面的穿着方案。

中国本土消费品牌的崛起挑战著名外国品牌，已成为中国工业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趋势。这些中国品牌听起来可能不太熟悉，甚至有点古怪。但现实是自然规律颠倒过来了，小鱼开始吃大鱼了。

——英国《金融时报》

晋江连续23年位居福建省县域经济总量第一位，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连续16年位居全国前十位，以制鞋、纺织服装两大千亿产业为半壁江山，食品、陶瓷、日化的品牌数量也位列全国前列。

“人稠山谷瘠”，这是人们对旧时晋江的印象。于是，晋江人便有了“造舟通异域”的外向需求，晋江人浓厚的创业意愿与“爱拼才会赢”的热情胆识，也由此而生。

在多年的城市和产业发展中，晋江练就了三门“看家本领”，也供养了三类人的日常所需。第一类，是生活水平中等偏下的年轻人的运动需求，如安踏、匹克、361°、特步、乔丹、贵人鸟、鸿星尔克等耳熟能详的品牌。在与国外运动品牌的竞争中，晋江系运动品牌集团赢得了性价比优势和大量线下店铺与铺货的先机。可以说，在二三线市场，晋江系给耐克、阿迪达斯带来了一定的威胁。

晋江系诞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晋江市陈埭镇。凭借代工量大、毛利多的优势，晋江人完成了第一轮原始积累。此后，这些OEM（代工生产）大厂走出了一条与莆田系迥然不同的道路：他们纷纷创建自己的品牌，同时走上艰难获取品牌认可的发展之道。晋江系早期的鞋款多模仿大牌，直到后期才慢慢摸索出独立风格。

由于晋江系热衷于在央视投广告，CCTV5被戏称为“晋江频道”。总额超过70亿元的晋江运动品牌广告，每天穿插在各类球赛之中。关于晋江系苦求品牌认同之艰难，有这样一个案例可以佐证：直到篮球明星迈克尔·乔丹状告中国“乔丹”品牌，不少人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两个乔丹牌是不同的啊！”

第二类，是生活品位中等的中老年人的衣着所需，如七匹狼、九牧王、柒牌、利郎、劲霸等。晋江品牌是国产中老年审美的集中地，其严谨少变、朴素整洁的男装造型，符合50后、60后“合理而得体”的置装需求。

晋江的纺织服装行业总产值目前已超过500亿元。七匹狼公司历经4年、投资1亿元，建成了一个陈列区域达到5000平方米的“中国男性服饰文化主题博物馆”。但晋江系男装的风格除了老派之外，尚未挖掘真正的传统意蕴。

第三类，是日常口味并不挑剔的市民的不时之需，如盼盼、达利、雅客等。在深夜饥肠辘辘时，晋江产的糕点糖果可以抚慰胃与人心。

晋江供养、改变、固化的三类人群长久不变，但产业本身却完成了更多的扩张与蜕变。牌多、量大、质优的实体经济以及“小鱼吃大鱼”的气魄，是晋江的发家之本和立身之道，也是备受中央推崇的“晋江经验”的核心。品牌之都给予民众的，除了“更多的选择”，还有“更好的选择”。                                  

                                                         （文/詹腾宇）

江苏宜兴

紫砂器具

说到紫砂，必然是宜兴出品。宜兴紫砂壶地位之高，无同类可以替代。国人通过网络购买紫砂壶，年成交额达数十亿元。

天生时大神通神，千奇万状信手出。

—— 《名陶录》

2016年，新华报业传媒集团交汇点客户端和“宜兴发布”微信微博联合主办十大“最宜兴”符号评选活动，“宜兴紫砂”“阳羡茶”位列第一、第二。

喝茶俨然成为一种中产趣味。在办公室或家里，如果不弄个像样的茶台，配上像样的茶具，都不好意思说自己爱喝茶。据说现在流行日本铁壶，不过对于相对老派的人来说，还是偏好紫砂茶具——而一说到紫砂，势必加上“宜兴”二字。

近年来，国人通过网络购买的紫砂壶高达数十亿元，今年有可能突破40亿元，这些产品几乎都来自宜兴。2016年低端紫砂壶网络年成交额达30亿元，仅2016年11月11日当天，宜兴紫砂壶网络成交额就接近2亿元。

宜兴是紫砂壶爱好者的圣地，宜兴紫砂壶地位之高，无同类可以替代。两年前，中超电缆以1.04亿元（不含税）收购28把紫砂壶，均出自宜兴紫砂名艺人顾景舟之手。中超电缆对外表示，此次交易适应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可增强公司竞争能力。这个说法不无道理，顾景舟的紫砂壶有过更贵的价格，2014年嘉德春拍，他制作的九头咏梅茶具以2875万元成交，创拍卖纪录新高。

顾景舟与时大彬、邵大亨并称紫砂史上三大名师，他们都是宜兴人。早期的紫砂壶是供煮水之用，体量甚大，做工粗糙。据《阳羡茗壶系》记载，明代弘治、正德年间，出现了一位名叫供春的制壶大师。张岱在《陶庵梦忆》中称供春壶“栗色暗暗，如古金石，敦庞周正，允称神明”。嘉靖年间，士人喝茶流行浅尝低吟、自斟自饮，在文人趣味的推动下，紫砂壶的造型趋向小型、精巧化。南京嘉靖十二年墓中出土的紫砂提梁壶，容量就只有450毫升，较之宋代出土的容量达2000毫升的大紫砂壶，堪称袖珍。时大彬就是在万历年间崛起的制壶大家。

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宜兴丁蜀成为紫砂器的集中产区。据《荆溪县志》记载，宜兴窑场的产品“于四方利最薄，不胫而走天下半”，各地商贩云集此地，“商贾贸易缠市，山村宛然都会”。

明末宜兴名家紫砂壶的价格已经十分昂贵，有“一壶重不数两，价重一二十金”之说。明人闻龙在《茶戕》中怀念老友周文甫，说他“尝畜一龚（供）春壶，摩挲宝爱，不啻掌珠，用之既久，外类紫玉，内如碧云”。周文甫爱此壶至极，除了每天自早到晚，在“旦明”“晏食”“禺中”等六个规定时间内自烹自饮外，死后还以此壶作殉葬品。士人的喜好和推崇，将宜兴紫砂壶推到了一个崇高的地位，并延续至今。

有一个有趣的说法：在丁蜀镇，就是迷路了也能走进茶壶店，因为那里家家户户都是做壶卖壶的。既然迷了路，何不干脆挑个壶？                            

                                                        （文/苏静）

江西鹰潭

眼镜销售

在其他城市做眼镜生意的业者，得学会听鹰潭话，不然就可能会被市场淘汰。因为，鹰潭人的规矩，已经成为整个行业的规矩。

浙江人行，我们江西人也行。

——汪君荣（中童眼镜商会会长）

只有38万人口的余江县，有近5万人在国内外从事眼镜销售工作。全国各地有鹰潭眼镜商会59个，辐射国内外2980多个城市。在余江，有眼镜产业园、眼镜博物馆等。

鹰潭人的骨子里，似乎就有“捣鼓”眼镜生意的基因。

在眼镜江湖里，江西鹰潭人的地位如何？有一种最玄乎的说法：鹰潭眼镜圈里定下某个行规，过不了多久全国眼镜零售市场都会谨遵这个行规；鹰潭眼镜帮里流行某句行话，几个月内这句话必然传到每个眼镜生意人的耳中。

鹰潭人生而谨慎，却又不甘平庸。从一个摆地摊卖眼镜的货郎逆袭为引领眼镜行业发展的商业骄子，是鹰潭人的典型励志故事——如今拥有北京潘家园兆佳眼镜城、墨西哥COB国际眼镜有限公司、莫斯科海伦眼镜有限公司等数家实体，人称“老大”的汪君荣的成功之路就是这样的。汪君荣是鹰潭下辖的余江县中童镇人，他还担任中童眼镜商会会长。中童镇正是鹰潭眼镜业的原点，很多中童镇青年从这里出发，去往北京、上海、成都、昆明等地。在鹰潭人待过的城市里，一个从眼镜商店、眼镜市场到连锁眼镜超市的业态开始成形。

这些少小离家的“鹰潭佬”，把他们耳熟能详的中童镇眼镜江湖的“帮规”“帮训”和“行话”带去全国各地。于是，在其他城市做眼镜生意的业者，得学会听鹰潭话，不然就可能会被市场淘汰；他们也学会了鹰潭人的经营之道，不然就可能无法在眼镜市场立足，在浪潮汹涌的眼镜江湖里分到一杯羹。

鹰潭人精湛的“镜术”体现在，他们在抱团的同时，还能共享资源，共同扩大“战果”。村带村、人带人的互助意识，让他们在眼镜生意圈形成稳定的关系链。如今中国城市的眼镜店和眼镜市场，几乎全部由江西鹰潭人把持。用鹰潭当地政府官员的说法，倘若鹰潭人甲和鹰潭人乙分别在北京和河北做眼镜生意，一旦甲的货量供应不上，或者甲的市场缺少某种特定类型的眼镜，乙若有足够的货量和那种特定款式的眼镜，就会毫不犹豫地为甲调拨所需。

这些从小就扬头比对镜片、低头掰弄镜框的鹰潭人，进货规模很大，规格品类也很齐全。这样，他们就可以联手压低价格，进而掌握整个行业的定价权。鹰潭人的规矩，也就迅速成为整个眼镜行业的规矩。

鹰潭人不仅在国内眼镜市场独占话语权，在国外的眼镜圈也颇有知名度。据统计，目前在俄罗斯共有300多名来自鹰潭的眼镜商人，莫斯科的眼镜零售商学会的第一个中文词，便是“鹰潭”二字。               （文/让-布赫达涅）

浙江遂昌

淘宝店主

这个只有5万人的小县城开了1500家淘宝店，毛利率超过30%，年销售额上亿元。在这里，各种快递公司云集，形成了“进门开网店，出门接快递”的产业集群效应。

男女都在工作，家家都开始做电商。

——赵文明（遂昌县副县长）

2012年，遂昌县的生猪存栏量为7.68万头，名优茶、竹笋林、山油茶、干水果（香榧）、高山蔬菜等农业基地共3.84万亩，水产养殖基地3000亩，产出香菇150万袋、家禽2.8万羽，这是一个淘宝县应有的产品储备。

相对于温州、宁波这样的浙商重镇，遂昌是一个平和安详、悠然自得的县城。直到最近有一名24岁的淘宝女店主因过度劳累猝死，人们才对这个淘宝县有了新的认识。

正宗遂昌农家散养七山头土猪、正宗遂昌黄沙腰烤薯、正宗遂昌竹炭花生……这些单单听见就会流口水的食物，如今已成网红产品。

遂昌人是电子商务的先驱，早在2003年，遂昌县政府就搭建了电子商务平台，希望把交通不便的遂昌物产卖出去。但这个政府工程并没有获得成功，当时投入的钱也都打了水漂，因为那一年淘宝刚刚成立。

淘宝的业务发展得很快，遂昌人开网店的速度也很快。2010年，在上海年薪百万的浙江大学高材生潘东明辞职回乡成立遂昌网店协会时，随手办了一个网店培训班，当时就吸引来了几百人。在县里的淘宝店主以及还没有开淘宝店的观望者之间，流传着这样的消息：遂昌开了一个网店协会，教人开网店，不收钱。最终，只过了两三年时间，这个5万人的小县城开了1500家淘宝店，毛利率超过30%，年销售额上亿元。在网店协会大楼旁边的一条街上，各种快递公司云集，形成了“进门开网店，出门接快递”的产业集群效应。

产业集群，这个词相当政治经济学。遂昌就连县长也出来给遂昌电子商务当代言人。

一个好县长就是一个好推销员，《舌尖上的中国》第一集就来到了遂昌，介绍当地的笋制品。遂昌县副县长赵文明说：“以前，遂昌的笋干都是本地人自己吃，吃不了就扔。但自从淘宝打开网络销路后，笋干畅销，过年时还会卖断货。”

那些在遂昌做电子商务的人，最终也变成了吃货。网店协会副会长潘君跃原来是厨师，转行电子商务后，成为寻找食品并在淘宝店卖东西的“美食侦探”。他曾帮一个农民在网上高价卖掉一头七山头土猪，然后一早起来宰猪、打包、冷冻，再快递到上海，其间进行了全程直播。冷链物流，向来是以农副产品见长的淘宝县的关键点。

大量外出务工的遂昌青年决定回老家开淘宝店，紧随其后的是全国各地的县级干部们，他们也想把家乡变成淘宝县。随后，淘宝真的举办了一次县长大会，让淘宝县长们讲述自己如何成为淘宝县长。以优质农副产品为基础、以一个半官方半民间协会为产业聚合力量的遂昌模式，越来越多地被县长们复制到全国各地。           （文/邝新华）

辽宁海城

网络主播

在海城，有小水、小白龙、大佛那样的身家百万级的网红主播，而更多的是等着“直播改变命运”的业余主播。

“过了山海关，都是赵本山”，东北地区的多数人比其他地方的人会表演。

——刘藩（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

海城矿藏丰富，是“世界镁都”，菱镁矿储量占全世界的1/4。它也是东北工业发展最早的地方之一。但和其他东北城市一样，年轻人觉得自己没有足够的发展机会。

小水是一名网红主播，在YY平台上有560多万粉丝。他最近点击量最高的一段视频，是他在直播间首唱新歌《为爱沉沦》，有85.3万人次点击、110多万人次点赞。他就是那种所谓“万人主播”，即直播时人数超过一万。这是直播行业的一个人气衡量标准，同时在线人数达到一万以上，就意味着在直播的一两个小时里可能有6万到10万人来过直播间。而小水直播时，他的直播间里至少有两三万人同时在线。高人气也意味着高收入，他的年收入有五六百万元，收入最高的2014年，更达到了1200万元，而且是税后——这是去年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披露的数字。

小水的主页上显示他所在的位置是辽宁鞍山，实际上，更精确的位置应该是鞍山下辖的海城市南台镇。因为小水的走红，南台镇有很多人开始做主播，还有人想拜他为师，希望学会迅速走红的套路。“都觉得自己在家坐着就能挣钱，我为什么要出去打苦力？”小水说道。

没有上过大学或者在不知名大学毕业，依传统渠道上进的机会渺茫，但忽然之间有了直播，于是他们欣然加入，在各个直播平台上释放自己幽默的天性和表演天分，这就是很多东北青年加入直播的原因。他们正逐渐成为娱乐直播的主力军。2016年微博“超级红人节”票选出的十大网络主播中，有6个是东北人；而根据《北京青年报》记者的统计，在花椒、一直播、9158等直播平台上，“最热门主播”有将近一半是东北人。因此，在一些直播平台上，就有了“得东北人得天下”的说法。

而小水所在的海城，就是让人们看到“直播改变命运”实例的一个窗口。在海城，除了小水，还有“小海城”“小白龙”“大佛”那样的身家百万级的网红主播。当然，更多的是等着走红的业余主播，比如19岁的高三留级生“麋鹿”。他向来访的上观新闻记者表示，相信自己总有一天会成为网红：“我甚至都想过，要是火了，是去北京还是上海？要不要成立工作室？”

“麋鹿”把直播平台形容为“一个谁都可以参与的游戏”。但不是所有人都能掌控游戏的玩法。一次直播时，有观众直接对“麋鹿”发问：“你们娘娘腔、扮残疾人、表演三俗节目，把东北人的形象都抹黑了，难道不亏心吗？”“麋鹿”当时就无言以对。

“小海城”走的则是接地气的路线，他原来做户外旅行直播，现在转到室内，生活常态是他直播的主要内容，包括几十平方米的家、名为“程程”的妻子、被粉丝称为“大侄子”的儿子，还有一条叫“笨笨”的狗。他最忠实的铁粉，曾创下连续看他直播8小时的纪录。

但无论如何，直播给这些身处小镇、小县城的青年提供了一个既能展示自己也有“钱途”的出口：万一红了呢？                                                   （文/桃子酱）

河北衡水

高考工场

衡水中学及其代表的“衡水模式”成为衡水的城市名片。如今，衡水对外输出这枚名牌，也输出一切以高考为重的价值观。

它是个应试教育的典型，眼睛里只有分数没有人，跟我们浙江以人为本的素质教育理念不符合。他们认为是先进的，我们认为是落后的。我们浙江不需要（它）。

——方红峰（浙江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

据称，衡水中学学生作息表是这样的：每天清晨5：30起床，至晚上10：10熄灯睡觉，每天上下午各5节课，时间安排精确至分钟。此外，学生在校的时间被各种测试和“练习”占据。

有这样一个说法：河北衡水以“一瓶酒”和“一所学校”打天下。“一瓶酒”指衡水老白干，“一所学校”即指衡水中学，以及它所代表的“衡水模式”。

今年高考前夕，两家北京时政周刊的记者不约而同来到衡水，感受衡水中学（以下简称“衡中”）的备考气氛。和另一个“高考工厂”毛坦厂中学相比，衡中既没有满眼的标语和横幅，也没有万人送考的喧嚣，但学校和对面工厂的围墙上张贴的绵延数十米的2016年高考喜榜，以及2016年衡中考上北大、清华的139名毕业生的头像，都在提醒人们：这是一所不折不扣的超级中学。

2016年，北大、清华在河北省共录取274人，衡中贡献了139人，占全省的一半；衡中的一本率达92.44%，共有4989名学生进入一本院校。家长们放心地把孩子送到衡中，是因为他们相信，衡中已经摸透了高考的门道，而且，这里的老师特别善于把这些门道灌输到孩子们脑中。

所谓门道，其实就是多做题。题做多了，看到题目就会自动写出答案，而且，经过题海战术的磨练，学生已经具备抗压性，高考时不会紧张。多年经验下来，衡中的老师们整理了一套独家的教辅资料。他们研究市面上能看到的所有教学资料，吃透后加以整合、归纳，再印发给学生。据衡中的教师透露，“我们做一套题，等于别人做10套题的效果”。对于学生来说，不需要问为什么，只需要跟着老师提供的套路去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得分。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记录了衡中备考的一些细节：在衡中对面的诊所里，5个穿着衡中校服的学生正在打吊瓶，“无一例外都是在左手打针。而他们的右手边，是一套高考相关试卷”。女生要是在高考期间遇上生理期，衡中会提供避孕药，以推迟经期，确保高考万无一失。

也有学生不认同衡中的教育方式，认为如果有人脉、有资源，就不必受体制的束缚，想到国外上大学就出国，不想上大学也可以找到自己想做的事。但大部分学生觉得自己没得选，既然只有高考一条路，就得硬着头皮走下去，一直走到尽头。有些从衡中出来的学生，甚至要到上大学之后才知道，并非所有中学都实行“衡水模式”。

2014年起，衡中通过与地方政府、企业三方合作的方式，在河南、安徽、浙江、江西、湖南、四川、云南等省建了十余所分校，对外输出“衡水模式”。随着这枚城市名片的输出，衡水走上了“以考兴市”的道路。且不论衡中异地办学的模式是否有争议，不可否认的是，衡水的城市知名度会由此大大提升。                （文/让-布赫达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