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游戏改变人生》（Super Better）一书中，身兼游戏开发者、未来学家、心理学家等多种身份的简·麦戈尼格尔讲了这样一个真实案例：安东尼奥是某《财富》500强企业的资深销售主管，他有一个13岁的女儿茱莉亚。茱莉亚在学校遭遇了冷暴力——她的几个朋友决定不再跟她做朋友，并选择无视她。这让茱莉亚闷闷不乐，甚至一度不想去上学。
有一天，安东尼奥送茱莉亚上学，到了学校门口，她突然说了这样一句话：“爸爸，你知道我会怎么做吗？我可以穿上盔甲。”

茱莉亚所说的盔甲，是她正在玩的游戏《我的世界》（Minecraft）里的设定。在《我的世界》里，有着不同危险等级的怪物，如史莱姆、女巫、岩浆怪、烈焰人、僵尸猪人等，玩家需搭建房屋、自制盔甲，以此保护自己。
在茱莉亚看来，在游戏里，只要穿上盔甲，怪物们就没法伤害自己；在现实世界也一样——显然，《我的世界》给她带来了一种思考现实问题的思路。“我告诉她，这么想很棒。‘你今天要穿上钻石盔甲，别人对你说什么都无所谓。它会从你身上反弹。’”安东尼奥说道。
将在游戏中学到的东西运用到现实世界——也就是现实的游戏化，正是简·麦戈尼格尔在《游戏改变世界》《游戏改变人生》这两部著作中反复强调的观点。

第一批“游戏原住民”的诞生
1996年，互联网先驱、电子前沿基金会（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EFF）创始人约翰·佩里·巴洛基于人们的数字素养，提出了“原住民”（natives）和“移民”（immigrants）的说法。前者指在数字媒体中浸润、成长的新一代，他们是数字时代的原住民；后者则是出生、成长于前数字时代的人，他们须不断努力，才能以移民的身份融入不断迭代的技术世界。
到了学者韦斯莱·弗莱尔（Wesley A. Fryer）那里，数字时代的阶层划分更加细致，在数字原住民、数字移民之外增加了数字窥视者、数字难民这两个阶层。所谓数字难民，即漠视或拒绝新技术的那一拨人，对数字媒体有着诸多误读与偏见。

游戏学者孙静把这一阶层划分标准套用到游戏人群上，将他们区分为游戏难民、游戏窥视者、游戏移民和游戏原住民：游戏难民拒绝游戏体验，且时不时为电子游戏贴上“玩物丧志”“电子海洛因”等标签；游戏窥视者的态度较为缓和，他们是典型的“休闲玩家”，浅尝辄止，不会投入过多时间和精力；游戏移民成为游戏“真爱粉”的原因各自不同，但他们忠诚度很高，愿意为游戏氪金；游戏原住民则是伴随电子游戏出生并成长的游戏世代，对他们来说，游戏即生活，生活即游戏。
在1985年写就的科幻小说《安德的游戏》（Ender's Game）中，美国作家奥尔森·斯科特·卡德预言了第一批“游戏原住民”的诞生：在不久的未来，地球被外星智慧生物——虫族（bugger）入侵。为了拯救地球，一批天才儿童被送往太空战斗学校，通过玩游戏的方式学习战斗技能，而安德·维京就是他们当中的佼佼者。
对游戏研究者来说，安德·维京是那种理想的玩家：一方面，他在游戏模式里遵照指令一丝不苟地完成任务，对敌人毫不留情；另一方面，在现实模式里他很清醒，且保留了善良的天性，不像他哥哥彼得那样因为沉迷战争游戏而变得残忍滥杀。
在游戏和现实这两个世界之间，他来去自如。

“游戏会鼓励他们不断尝试新的、不同的甚至疯狂的玩法”
早在电子游戏诞生之前，以荷兰学者约翰·赫伊津哈为代表的学者就开始讨论广泛意义上的游戏与现实的关系，他们的结论是：游戏世界是一个与现实隔绝的“新世界”，玩家可以在这里创建另一个自我。在这方面走得最远的，是林登实验室2003年发布的《第二人生》（Second Life，简称SL）。
SL构建的虚拟大陆，一度是繁荣的网络第一大虚拟经济体，微软、IBM、英特尔、可口可乐、丰田等大公司相继入驻，甚至路透社也在这里开设了线上办事处。推动SL经济增长的两大要素是土地和房产——正是导致外部世界崩溃的因素，和现实世界不同，SL有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土地资源。
但好景不长，SL开始出现各种问题，并随着Facebook、Twitter等社交媒体的崛起渐渐退出历史舞台。曾参与《模拟人生》《风之旅人》等项目的游戏设计师罗宾·胡尼克说，社交网络本身就是一个游戏，“鼓励我们扮演那个最机智、最热心、最风趣幽默的自己”。由此，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分野开始模糊，人们不再倾向于在游戏里过“第二人生”，而是希望让生活变得像游戏一样——这就是所谓“游戏化”（gamification）。

即便是《魔兽世界》这种看似最脱离现实的奇幻类游戏，也无法完全游离于现实之外，这是学者邓剑的看法。“其中的金融体系会服从现实世界的货币规律，而该游戏中广泛存在的跨国金币农夫（Gold Farmer）则是全球经济与分工的不均衡性在游戏资本主义（Ludocapitalism）框架中的具体症候。”
在《游戏化思维》（For the Win：How Game Thinking Can Revolutionize Your Business）一书中，同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任教的凯文·韦巴赫、丹·亨特列举了游戏化思维在现实中的应用，书中写道：“游戏的本质是失败。你在游戏的过程中会经历失败，但因为你总是可以重新开始，所以失败感永远没有那么沉重。在大多数电子游戏中，你可以赢，但你永远无法永久、彻底地赢。如果游戏设级是有效的——不是那么的难，也没有想象中的容易，玩家就会更加积极地提高自己的技能。游戏会鼓励他们不断尝试新的、不同的甚至疯狂的玩法，以找到更好更快的过关方法——这非常适合当今快速变化的商业环境对不断创新的要求。”

游戏机制及规则，正在渐渐渗入并塑造现实世界
有些游戏本身就具有现实指导意义——比如，有些家长会让孩子玩《大富翁》，让他们感受金钱世界的运作法则。
《大富翁》的要诀，不外乎买地盖房，出人头地。但实际上，它的前身即《地主游戏》（The Landlord's Game）的初衷，是批判资本主义的产权制度。《地主游戏》发明者伊丽莎白·玛吉生于1866年，她除了对当时的性别政治深感不满，还决定挑战产权制度，于是发明了这款游戏。
她的灵感来自亨利·乔治的经典著作《进步与贫困》中的一句话：“平等使用土地的权利就像平等呼吸空气的权利一样明确；只要作为人而存在，便拥有这种权利。”
因此，她在游戏中假定所有房子、公共设施都由政府提供，玩家须向政府缴纳税款，政府则将之用于公共建设或者平分给市民，以保障所有人都拥有土地使用权。游戏设置了两种模式：一为繁荣模式，即通过税收解决不平等的土地问题；二为垄断模式，即我们所熟悉的《大富翁》的规则，玩家努力挣钱，让其他人破产，成为游戏中的赢家。

一个名为查尔斯·达罗的玩家将修改后的《土地游戏》当作自己的发明卖给帕克兄弟公司，也就是后来《大富翁》的专利所有者。该公司保留了其中的垄断模式，并将之更名为“Monopoly”（即垄断之意）重新推出——这其实完全违背了玛吉的初衷。
另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游戏是《模拟城市》（SimCity）。曾任加州坎贝尔市议员、现为非营利性组织硅谷领导力集团交通和运输副总裁的杰森·贝克，其人生轨迹就深受《模拟城市》影响：他在上大学时接触到《模拟城市》，并在一篇论文中讨论虚拟城市如何发展，“我不是那种喜欢让哥斯拉穿越并摧毁城市的玩家，我更喜欢让城市良好地运转”。这让他意识到地方政府的重要性，并最终以此为职业。贝克是这款游戏的数百万玩家中的一员，有很多玩家和贝克一样，由此对城市建设的种种问题产生兴趣。
美国一家名为Game Academy 的非营利性组织则希望强化玩家在游戏中发展的一些“软技能”——包括团队合作、任务规划以及应变对策等，并将之运用到职场当中。该组织会定期开设课程和活动，通过分析玩家的游戏习惯，为他们提供定制化的培训。其联合创始人戴维·巴里说：“为什么我们不能在简历上写上自己的游戏经验呢？如果一家公司对求职方的领导力有需求，我是不是可以写上自己拥有多年《魔兽世界》带团下副本的经验？”

游戏机制及规则，正在渐渐渗入并塑造现实世界。正如书目治疗师会通过推荐图书来治疗失眠、焦虑等现代人普遍面临的困扰，有学者正在尝试通过游戏的“好玩规则”来解决拖延症这一当代顽疾。该项目的研究人员认为，顽固性拖延症是一种“自我设障”，此时需要转换一下思路，将工作清单上的事项标记为“好玩”或“令人愉悦”，人们就能投入更大的热情和积极性，从而缓解拖延症。
当然游戏化并非包治百病的良药，已经有学者忧虑游戏化会彻底改变人们的思维习惯。挪威科技大学学者卡米拉·达尔斯托姆担心人可能会被一个游戏化程序控制，更容易因为奖励去做一件事，而不是出于对其价值的考量。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游戏与现实二者之间来去自如的人，能从建构而非单纯的解构角度去看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