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受到村上先生作品的很多影响，甚至可以说自己是‘春树的孩子’。我一直很感谢村上先生。”
2005年年初，一位名叫Moon、33岁的韩国女编辑通过“村上的地盘儿”（村上さんのところ，又译“村上家”）网站，给村上春树写了这样一封短信。这恐怕也是许许多多村上春树的铁粉——不管他们自称“村上主义者”还是“Harukist”（姑且可译为“春树饭”或“春树er”）——最想对村上春树说的话。
从对村上春树一无所知到推崇备至，中国读者只花了二十多年时间。
作家潘向黎在《收获》杂志2004年1月号发表的小说《白水青菜》中，描述了一个热爱村上春树的年轻女性：“嘟嘟有两个爱好，一是健身，一是读村上春树。她不但有村上春树的所有作品，而且每种都不止一本，有各种版本。他怀疑只要国内有的她都买齐了。甚至还有日文原版的，虽然她不懂日语，‘我可以学啊！’她唱歌般地说。只要有空，她就会随手拿起一本村上春树，随便翻到哪一页，开始看。看着看着，她的眉头就会微微蹙起来，光洁的脸似乎突然长了几岁。书架上，沙发上，床头甚至洗手间的梳妆台上，都放着村上春树。有的合着，有的打开封面封底朝上趴着。”
在这个超级村上春树迷眼里，“村上春树”早已成为一个形容词、一个符号、一种生活方式的表征。她给中年企业家男友做了《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里出现的“番茄泥炖斯特拉斯堡香肠”，因为“那是世界末日当天，他和图书馆女孩过了一夜，在她家做的早餐”，自我陶醉于这道餐点的“另类！浓烈！丰富！”，认为它“绝对村上春树”。
但她的60后男友显然与她步调不一致。这道煞费苦心的情怀料理，在他看来不过是“国内航班的经济舱餐点”：“这就叫用最村上的方式享受生活？……慢着，这个叫村上春树的人，会不会故意戏弄这些崇拜他的人呢？”
潘向黎是上世纪90年代较早接触到原汁原味的村上春树小说的那拨人之一。她1992年前往东京外国语大学研究所留学，次年开始读日文原版的《挪威的森林》，“哭着一口气把它读完”。
村上春树以《且听风吟》在日本文坛崛起的1979年，中国刚刚为改革开放走出关键一步——在深圳、珠海试办经济特区；而这一年中国文坛的关键词是“反思”，随着文学界的进一步松绑，作家们纷纷在作品中力图揭示导致社会伤痕、心灵伤痕的病因，没有人听说过村上春树这号人物。此后，村上春树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以长篇—短篇/随笔—长篇的节奏不断出版作品。与此同时，经过1986年2月《日本文学》杂志最早以小专题的形式推介村上春树、1989年7月《挪威的森林》出版等标志性节点，村上春树在中国开始拥有读者群。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21世纪初之时，中国年轻人（正如《白水青菜》中的嘟嘟）已经接受了“绝对村上”的世界——如此算来，从对村上春树一无所知到推崇备至，中国读者只花了二十多年时间。
一群生活于主流之外的人，拥有独特的个人价值观——正是这一点相继戳中了日本、中国的年轻人们。
每个人进入村上春树世界的契机都不同。很多人看的第一本村上春树作品是《挪威的森林》，现为作家、译者的孔亚雷则是《舞！舞！舞！》。
根据译者林少华的转述，2000年左右，孔亚雷在一家航空母舰般巨大的银行上班，做着一份无需想象力的工作。正当他和大多数青年人一样感到自我迷失的时候，他碰上了村上春树，读到了《舞！舞！舞！》（当时叫《青春的舞步》）。“一读之下，爱不释手。那种感觉，就像打开一扇门，进入另一个小小的世界。那是专门为我而存在的世界，一切都像为我而度身定做。我的失落我的惘然我的悲伤，都在那里得到了温暖的拥裹。于是我找来当时所能找到的所有村上小说，一本接一本读下去。渐渐地，我的心变得安静而坚强。所有的纷乱沉淀下来，我终于从某个角度看见了我自己。”
在为《海边的卡夫卡》中文版所写的序文中，村上春树给自己小说中常见的主人公描画群像：“之前我的小说主人公大多为二十多岁到三十多岁的男性，住在东京等大都市，不是从事专门职业，就是失业之身。从社会观点来看，他们绝不是受到高度评价的角色，毋宁说是一群生活于主流之外的人。但他们拥有独特的个人价值观。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维持着一贯性，根据情况有时也会变得强大。我迄今描写的大致是这种生活方式，是这种价值观，是他们个人体验的人生，是这个世界反映在他们眼中的真实状态。”
一群生活于主流之外的人，拥有独特的个人价值观——正是这一点相继戳中了日本、中国的年轻人们。所以孔亚雷说村上春树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观，并把村上春树视为精神之父。
村上春树本人的经历也具有榜样意义。1974年，时年25岁的村上春树和妻子阳子用东拼西凑来的钱，在东京国分寺车站南口开了一家名叫“彼得猫”（Peter Cat）的爵士乐酒吧。“值得庆幸的是，那时候年轻人开店不像现在这样耗费巨资，所以和我一样‘不想进公司上班’‘不想摇尾乞怜’的人们，就到处开起小店来，诸如咖啡馆、小饭馆、杂货店和书店。我的小店周边也有好几家同龄人经营的店。……整个世间好像还有不少类似‘缝隙’的地方，只要走运，找到适合自己的‘缝隙’，就好歹能生存下去。”在《我的职业是小说家》一书中，村上春树如此回顾那一段经历。
年轻，健康，可以整天听自己喜欢的音乐，而且，“无须挤在满员电车里行色匆匆地赶去上班，也无须出席枯燥无聊的会议，更不必冲着令人生厌的老板点头哈腰，还能结识形形色色的有趣的人、兴味盎然的人”。这样的自由，不要说上世纪70年代的青年，就算现今的青年，也是会感动得流泪的。
而更具有榜样意义的是他对自己的人生信条的坚持。村上春树说过：“不管全世界所有人怎么说，我都认为自己的感受才是正确的。无论别人怎么看，我绝不打乱自己的节奏。喜欢的事自然可以坚持，不喜欢怎么也长久不了。”开爵士乐酒吧如此，写作和跑步也是如此。“我这个人有自身固有的视角，还有赋予其形态的固有程序。为了维持这程序，从生活方式来说，有些地方就不得不变得个人一点。”（《我的职业是小说家》）
用“小说家”这个框架去衡量村上春树的价值，已经远远不够了。
村上春树的人生，示范了一个人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坚持自己的主张，活得不那么与时俱进、活得像一个大时代边上的局外人，而且，活得非常有趣。你可以称他为小说家，但他可能更愿意被称为“生活家”。
你可以像他那样，每当遇到艰辛与悲哀，就想起杜鲁门·卡波特那句名句：“去想无关紧要的事。去想想风吧。”（他甚至表示，这句话用来当自己的墓志铭挺好的。）在《去想想风吧》一文中，他记述了自己和阳子在希腊一个“除了风几乎一无所有的宁静小岛”隐居的日子：“不管我们到哪儿去，风都如影随形。在海港的咖啡馆前，风匆匆忙忙将遮阳伞的周缘吹得哗哗作响。在无人的游艇码头，船桅不停发出咔嗒咔嗒的干燥响声。步入林中，风拂过绿叶四处飘飞。它将漂浮在海上的白云运往遥远的岸边，它让桌前窗边的九重葛花翩翩起舞。它浓淡不匀地运走街头小贩的吆喝，送来何处人家烤羊肉的香味。我们几乎片刻不能忘记风的存在。”
你也可以像他那样，随时脑洞大开。在健身房活动身体时，他突发奇想：能不能将在这里消耗的能量用来发电？可以在街角放上一排健身自行车，请志愿者踩动脚踏板发电，然后在能量手册上敲上2000点的戳印：“谢谢，您辛苦啦，您今天献的能量是2000大卡。”由此更进一步，多余的性欲是否也能如此有效利用？“即便是性欲，也不失为一种能量，白白扔掉未免可惜。”而这些脑洞的前提，是他对核电站的存疑。
你还可以像他那样，开车遇到红灯时间很长时，就掏出牙刷，不蘸牙粉，也不用水，只是慢悠悠地刷遍每个角落。“对面车道上常有司机傻乎乎地望着我这样刷牙，脸上清清楚楚地写着‘不用水怎么能刷牙呢’。是的，一切都能练出来。”（《边等红灯边刷牙》）
你更可以像他那样，做一个坚定的猫奴。他说自己属于典型的“猫型人格”，是不折不扣的猫派。在《村上朝日堂，嗨嗬！》里他写道：“刚结婚的时候，我们在家徒四壁的房间里大气也不敢出地活着。连火炉也没有，寒冷的夜晚抱着猫取暖。猫也冷，紧紧贴在人身上不动——颇有些同舟共济的意味。”他的作品里猫无处不在，像《海边的卡夫卡》里，居然有人获得了和猫交谈的能力。
可以向村上春树学习、效仿的东西，实在太多太多了。所以，那些每到诺贝尔文学奖颁发之际就把村上春树是否“万年陪跑”搬出来说了又说的人，那些煞有介事地论证村上春树作品的文学价值的人，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用“小说家”这个框架去衡量村上春树的价值，已经远远不够了。
村上春树说：“假如这里有坚固的高墙，而那里有一撞就碎的蛋，我将永远站在蛋一边。”
而“春树的孩子”说：我们将永远站在村上春树这一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