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龄留学现象正进入井喷期。

据胡润研究院调查显示，在计划送子女赴国外读书的高净值人群中，有四成计划在高中时送子女出国留学。

仅以美国为例，赴美低龄留学（初高中）人数从2011年的8000多人飙升至2016年的5万多人，预计到2021年人数将近15万人。

选择低龄留学，对每个家庭来说都是艰难的抉择。

远赴重洋，意味着孩子不仅要面临青春期的冲动和烦恼，还要克服语言障碍、文化差异、学业压力的困扰。

爸爸留在国内赚钱、妈妈辞去工作陪读。“假单亲”的生活让本就面临不确定性的家庭关系横生枝节——任何一件小事，都可能成为压垮陪读妈妈的最后一根稻草。

陪读的痛苦，是新手的必经之路

住大房子、打理花园、操心孩子的一日三餐——在很多人看来，陪读妈妈的生活便是如此令人艳羡。只有真正走近她们，才会发现光鲜背后的痛苦与无奈。

Saprina，北京人，48岁，陪读6年。这段日子，让一个曾经什么都靠保姆的“小女人”，磨砺成“什么都不挑”的妈妈。

Saprina全家移民新西兰，但因为丈夫常年在国内工作，一家人聚少离多。今年赶上疫情，每年儿子放暑假时回国的计划只得搁置，“好在早就习惯了”。

偶尔Saprina会感到落寞。在新西兰疫情最严重的3月，她每天都在朋友圈分享自己在隔离期的状态：

“第四天，北京邻居家发来照片，玉兰花已经开了，春天来了，好朋友说她想家了。今天的主食是包子，在这遥遥无期的日子里，多了一丝丝思念。”

Saprina的儿子在乐团演出。/受访者供图

出国前，Saprina家里有两个保姆，自己每天做美容、到处玩，很是舒服。一到新西兰，所有家务自己全包，还要带孩子，她很不适应。

她永远忘不了2014年刚来新西兰陪读时的感受：“当时孩子爸爸陪我俩到这儿，待了十多天就回北京。忙完飞回来，差不多两三个月又走了，那时候心情特别不好，动不动就想哭。”

因为租住在奥克兰市中心，周围都是当地上班族，语言不通的Saprina很难结识朋友。

“当时真是连生病都不敢，不知道怎么看病。不敢出去，又怕导航坏了，找不到回家的路。”

她第一次和陌生人发生交集，是在新西兰政府为新移民和难民组织的英语培训课上。Saprina说：“那边没有一个中国人，大家来自不同国家、说不同的语言，我们只能连比划带说，可好玩了。”

在这种时刻，儿子反而帮了她很多忙：“寄来的信我看不懂，都得他帮忙看。如果有人来电话，我就紧张得不行，不知道怎么说，只好赶快让他听，其实当时他只能听个一知半解。”

陌生的语言、街道、文化，几乎没人可以寻求帮助，既要独自照顾年幼的子女、努力维系夫妻感情，还要在这种日子里找到可持续的意义——

这些横亘在新手陪读妈妈面前的重重关卡，让她们纠结又无助。

也有人选择积极面对这些问题。43岁的Caroline是一位学语言出身的外企白领，她很快在异乡找到了一个既能缓解自己压力又能进一步了解儿子的方式——进修心理学。

2017年，她成功申请到了奥克兰一所大学的非全日制心理学专业的本科学位的offer。

尽管带孩子和学业的双重压力让Caroline忙碌，但她很享受这种充实。

“我的同学都非常年轻，和我儿子岁数差不多，他们都管我叫姨，一起学习、做作业。我通过他们了解了许多年轻人的想法，这样比较容易跟我的孩子产生共鸣。”

为了更好地调节天性强势和敏感的儿子的心理，Caroline还专门选修了青春期心理学的课程：“我想学会用一些方法帮助他做调整，不能说百分之百帮助他成长，但我觉得还是有帮助的。”

私校考验孩子，也考验妈妈

位于奥克兰北岸的Kristin是一所顶级私立中学，除了顶尖的硬件设施，这里还是新西兰第一个引入国际文凭课程（IB）的学校，受到许多华人家庭青睐。

在公立初中读完7-8年级后，Saprina为儿子选中了Kristin。

要想进入Kristin，成绩、特长和推荐信只是最基本的入学申请资料。Saprina自幼学习舞蹈，到新西兰后偶尔去社区中心教舞蹈，结识了Kristin华人家长协会前主席Jane。

有Jane的推荐，加上儿子的大提琴特长，通过学校笔试、校长面试后，Saprina的儿子幸运地进入Kristin就读。

Kristin学校是一所男女合校的私立综合学校，位于新西兰北岸的阿尔巴尼。

这所私立高中每个班只有二十多人，几乎没有班级概念，每门课按难易程度分班授课。从小学习打网球和拉大提琴的儿子成绩优异，还和同班同学组乐队，与三位分别来自上海、美国、新西兰的男孩一起表演。

Saprina觉得欣慰：“四个孩子都在快班，儿子会跟我说谁考试得多少分，我一看成绩跟他差不多，多半都是满分。”

和Saprina相比，她的朋友Jane在奥克兰华人圈里更加有名——Kristin华人家长协会前主席、新西兰旗袍总会副会长、2018国际亚洲太太选美大赛冠军、2018新西兰太太选美大赛冠军……

但让Jane为更多人所知的，是因为她培养出一双非常优秀的儿女——大儿子在墨尔本大学读牙医专业，小女儿以IB44分（满分45分）的优异成绩考取了牛津大学生物化学系。

Jane的小女儿Cynthia除了喜欢研究厨艺和画油画，还有许多“女汉子”才有的爱好——骑马、射箭、踢足球……

爱好厨艺的Cynthia在14岁那年为了完成学校布置的个人项目，自己编写、拍照并用排版软件制作了一本中餐食谱，成功出版。食谱里收集了糖醋排骨、包子、月饼、炒饭等食物，详尽记录了制作步骤。

Cynthia在学习厨艺。/受访者供图

Cynthia之所以如此擅长厨艺，大约是受到了“厨神妈妈”Jane的影响。厨艺高超的Jane在来新西兰陪读前就在广州教厨艺课，来到新西兰后更是凭借这一点打开了社交圈。

Kristin鼓励家长、孩子与学校互动，经常组织家长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比如义卖和国际食品节，妈妈们带着孩子烹饪食品，然后将义卖收入捐给学校。热心学校事务并擅长厨艺的Jane因为经常参与这些活动加入了学校的志愿者组织和家委会。

作为学校家委会的理事，Jane负责联系近500位中国家长。为了让家长与学校之间更好地沟通和连接，Jane曾在新生入学时专门请了同声传译，让校长为中国家长做入学须知培训。

做家委会理事多年，Jane见过太多因中西文化差异，导致孩子在处理人际关系出现问题的例子，有件事让她印象很深：

三年前，一个在Kristin读十年级的男孩与同学发生矛盾，对方喊了一群人，抢走了男孩的书包，双方发生肢体冲突。

斗殴在新西兰私立学校是严重行为，学校的处理方式极其严厉，就是立即开除——尽管孩子妈妈花了很多钱找律师辩护，但学校还是让他离开。

在这个过程中，孩子的妈妈没有责备过儿子，而是反复安慰他：“我们是一家人，所以我们要站在一起，面对挫折”。为了尽快摆脱负面影响，她带着孩子搬到另外一个区，重新开始生活。

尽管如此，这件事给孩子身心带来的创伤很难在短时间内疗愈。很长一段时间里，孩子在公共场合都会紧张。后来，孩子的妈妈给他找了心理医生，治疗大约持续了半年。

“其实男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尤其是青春期需要得到爸爸的支持和鼓励。因为孩子爸爸在国内工作，我带他就像‘假单亲’，孩子可能比较没有安全感，受到威胁时，他的反应可能过于激烈。”这位妈妈告诉Jane。

这件事发生之后，孩子的爸爸调整了工作节奏，一年至少有一半时间和他们母子待在一起。

如今这件事已经过去三年多，这个家庭也逐渐走出阴影。在新学校，这个一向因为学习成绩不大好而自卑的孩子终于发现了自己的闪光点——篮球。

篮球成为这个孩子保持友谊、建立自信的新支点。“尽管住得离原来学校比较远，他和同学一年才见一次面，但他们还是玩得很好。”这位妈妈对Jane说。

陪读，更重要的是陪伴

不同于许多国内的“全能陪读妈妈”，恨不得孩子的生活、学业、特长全部自己一手抓，无论是Jane还是Saprina，从来没有变成“妈妈学霸”的愿望。

Jane几乎没有在学业上给过儿女压力，甚至常以“学渣”自嘲，为他们疏解压力。

在强者如云的牛津大学，Jane的女儿感受到巨大的压力——

牛津大学的传统是，本科一年级结束时进行排名，前30名才有机会穿学霸袍，和院长吃饭。成绩不好，则可能被劝退或重读。

“我女儿在牛津第一年时压力非常大，她说：‘妈妈，我每一分钟都在努力，怕明年这时候我站不到这个位置上’”。

Jane回忆，有一次，女儿考完试，半夜1:30打电话过来，上来就哭。Jane在女儿平复心情之后了解到，女儿因为前一天的数学考试没做完，考砸了。她估计那门课考不到70分。

“我就跟女儿说，这门考完就算了，无所谓的，你不行别人也不行。后面还有两门，应该放松心情把后面两门考好。”Jane这样宽慰女儿，“我女儿听了这话一下子就笑了，她说我那股学渣劲儿又出来了。”

同样，Saprina对儿子也更强调陪伴。儿子对经济十分感兴趣，梦想中的学校是美国的伯克利大学或英国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这个Saprina帮不上忙，但“在他需要我时，我会陪他聊聊天、散散步”。

读私立高中学费不菲，母子俩每年各种花销加起来高达30万元人民币，但Saprina从未想过儿子一定要“挣大钱”“出人头地”。

Saprina说：“我希望他回奥克兰大学当个老师，这样有寒暑假，能待在我身边。我培养半天儿子，结果培养没了，最后自己都找不着他，也看不见他，那有什么意思？”

Saprina的儿子喜欢北京，想过未来要回来发展。/受访者供图

但15岁的儿子有自己的主意。虽然不确定自己未来从事的职业，但儿子一直想回北京发展，“他到现在还是特别喜欢北京，一到放假就嚷嚷回去。我说你回去干吗？他说想吃冰棍和大红果，喝北冰洋和老酸奶，这边都没有”。

对众多在外的华人孩子来说，如何看待自己的国籍与归属一直是个问题。“你是哪国人”的问题，一直困扰着Caroline的儿子。

起初，Caroline的儿子总觉得自己和当地人哪里都不一样，非常纠结。“青春期是一个剧烈变化的过程，他的自我认知变化非常快。

经过第一年的挣扎之后，他觉得要融入主流，开始排斥自己的华人背景，所以拼命结交外国朋友；

到了今年则开始慢慢疏远外国人，回归华人孩子的圈子。” Caroline如此分析儿子的变化。

Jane的儿子和女儿从来没有为此而纠结：“我女儿一直都对别人说‘我是出生在新西兰的中国人’。”这与Jane的教育分不开。

她给孩子做酱牛肉、叉烧，放在午餐盒里。因为Jane做的中餐好吃，女儿Cynthia的学校有一个外国老师，每天都会特意走过来看看她今天吃什么——看了一年，每次都啧啧称赞。

作为学校家委会的理事，Jane是不少家校活动的组织者。/受访者供图

Cynthia特别喜欢喝粥。Jane问她：“你喝粥同学会不会笑话你？” Cynthia很坦然：“我才不管他们笑不笑话。”

于是，Jane经常给女儿煲放了排骨、生蚝、干瑶柱的粥。当Cynthia打开保温盒时，猪骨粥香气四溢，外国同学都在问是什么这么香。

“有些妈妈跟我说，孩子带中餐，外国人会看不起的，其实并没有。如果自己孩子吃中餐都觉得不好意思，那就太没自信了。”Jane说，“不管孩子在哪儿出生、英语再好，都是中国人。如果他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这多可悲。”

Cynthia在广州读了五年国际学校，中文没有问题。她和Jane保持着用中文交流的习惯——虽然她和哥哥只对妈妈说中文。

“我跟孩子们说，不是我听不懂英文，但你们跟我交流，必须用中文。好多孩子用英文回应妈妈，我觉得这是惯出来的。”Jane说，“因为你是中国人，就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