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目繁多的“世界第一”、“亚洲第一”，却是各种大而无当，劳民伤财；动辄“大唐盛世”、“汴京繁华”、“回到明朝”，皇家风范，霸气侧漏，却是各种粗制滥造，无中生有。中国城市多数是屌丝出身，急哄哄地想要高端大气上档次，一场暴雨、一次风灾就被打回原形，街道被淹，地铁变成水帘洞，多年两位数以上的GDP增长都用来装点门面，看不见的下水道是虚弱的城市良心。中国城市表面是土豪，内部仍旧是屌丝一个。

千城一面的城市“第一”竞赛。

中国城市对于“第一”有着偏执狂般的追逐，有11个高铁站都想修建“亚洲第一”。中心城市一直在争抢“第一高楼”的名号，全球在建的摩天大楼中有87%在中国。虽然“伦敦眼”被伦敦人认为浑身充满廉价气息，与大伦敦气质不相符合。但是，在中国，各地迅速跟风掀起了“第一”摩天楼的竞赛，“天津之眼”总高120米，苏州摩天楼主题公园中的摩天轮总高120米……“南昌之星”以160米的总高占据“世界第一”半年，就被新加坡的摩天观景轮迅速超过，北京朝天轮将计划高度提升至208米，争当“第一”，但是还未建成便因资金问题停工。

像服装潮流一样，“第一摩天轮”的狂热渐渐冷却。各大城市又陷入新一轮的攀比，它们纷纷迷恋上了建喷泉，争夺“亚洲第一喷泉”位置，玩了各种文字游戏与“亚洲第一”挂钩。亚洲第一“高”喷泉在揭阳市政府办公大楼前；亚洲第一“音乐”喷泉广场在西安大雁塔北广场；新疆的阿拉尔市号称亚洲第一“大”喷泉；而洛阳干脆在会展中心搞了一个“世界上最大”音乐喷泉，开通两路公交线路拉市民、游客去看喷泉表演。因为这些喷泉多数被建在新城里，把农民赶进楼房的“城镇化”过程中，新城最能展现地方政府的政绩。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调研了12个省区，这12个省会城市全部都要建新城，144个地级城市中有133个要建新城。

新城也是诠释“千城一面”的最佳范本。宽阔的大马路，横穿需要步行四分钟以上。行道树还是小树苗或者是挂着吊瓶、砍去枝桠的大树——那是花高价买来的外地树种，曾经流行过法国梧桐、棕榈、银杏。新区最中心的位置是一个广场，广场中央一个喷水池或者巨大的雕塑，后面矗立着市政府办公大楼，它们个个看起来气势恢宏，最著名的造型抄袭自白宫与国会山，一般为两者的混合变体，大概领导经常将白宫与国会山混淆起来。政府办公楼两边簇拥着公检法三座大楼。五星级酒店是新区的标配，象征地方服务业的高水准，它们通常只是一个地方品牌，喜欢将金灿灿硕大的五颗星直接标在大堂的入口处。在新区，住宅社区也是必须的，自从鄂尔多斯因“鬼城”扬名之后，各地都想法设法避免新区在夜间成为一座空城。

在新城的建设上，各地充分发挥了愚公移山的精神。兰州推移700座荒山建新城，延安削山填沟建新城……而且总是试图人工制造一种理想化生活，为了在缺水的河南打造诗意的湖畔生活，郑东新区大手笔挖了一个接近西湖大小的人工湖。郑州地区的年蒸发量是1800—2000毫米，年平均降雨量仅为640.9毫米，这是一座缺水城市，一到旱季，就有人开始担心：今年人工湖可别露底了。随着地方财政债务日益吃紧，接下来露底的或许不仅仅是那些异想天开的人造景观。

在这个国家，下水道的良心是看不见的，因为与提振GDP的关系不大。

2012年“7?21北京特大暴雨”让人错愕：一场雨就可以将这个城市瘫痪，北京奥运会前后那个现代化的城市像是一个幻影。然后接下来的每一年夏天，全国各大城市都“看海”，武汉市长说一听到打雷心里就急。因为这个GDP年均增速在10%以上的国家，地下铺排的依然是1953年至1957年从苏联引入的那套地下管线设计——一个高寒少雨国家的设计标准被套用在中国的大中城市。“7?21北京特大暴雨”中，部分明代修建的排水设施还在发挥作用，城市规划已经大大超前于地下排水管网，关乎经济增长速度的电力、电信线路、地铁挤压着下水道的空间。中国城市的下水道没有良心，因为这样的良心是不会被看到的。暴雨是百年一遇，千年一遇的，但是GDP的增速却是每个季度都要被统计的。

中国城市好面子，钱得使在看得见的地方，国家大剧院32亿、在建的江苏大剧院20亿、重庆大剧院16亿。但是，除了令人惊叹的建筑造型，这些投资巨大的大剧院又给当地的文化注入了多少活力？总投资5亿，由马岩松设计的鄂尔多斯博物馆造型再美也无法抵挡鬼城的寒气与萧条，这座博物馆的文化产业是蒙古元素的礼品瓷器。2011年秋，从博物馆的数量上，北京已经位列第二，排在拥有300家博物馆的伦敦之后，北京比巴黎还多6家博物馆。但是，这仅仅只是一个数量而已。这座城市令人印象深刻已经不再是几千年的古意，而是雾霾中那些世界大师设计的怪异建筑。

今年11月，在众多日本建筑师的反对之下，扎哈?哈迪德为东京奥运会设计的体育馆被要求修改，原因是造价太高，体量太大。这让很多中国建筑师大呼过瘾，称那是“建筑师的胜利”。国内建筑界对于扎哈的大体量、高造价、无视周边环境的设计多有微词，但无论是广州大剧院还是银河SOHO都被当做大师作品来膜拜。在国内，“反对外国大师”的事件也有过，当年保罗?安德鲁设计的国家大剧院曾引发业内强烈争议。108名中国建筑师、规划师和工程师，两名“两院”院士联名上书中央要求撤销安德鲁的设计方案，反对者中有中国工程院院士吴良镛，但最后还是被拍板通过了。

畏研吾在日本的M2大厦曾经让他十年内都接不到一单活。但是，在中国，市场广阔，一线城市做不下去，还有二线城市、三线城市。就像保罗?安德鲁还可以代言衣柜品牌一样，许多地方、企业都希望借助建筑师的名气提升“品牌价值”。

“在建筑的天平上，没有受过美学教育的权力是最重的砝码。”

李祖原在台北设计的101大厦，颇受好评，在褒奖他的评论中，说他追求“意”与“象”，从而创造了传统美感。但是，他在大陆的设计全部让人大跌眼镜，只是简单传递了象形的铜臭味，沈阳的方圆大厦那枚大铜钱在2012年入选CNN评选的“全球最丑的十大建筑”。他在北京四环设计盘古大厦，龙图腾的外观被市民称为大便造型。安藤忠雄的第一个高层建筑——上海国际设计中心有着倒插“4”造型，被戏称为“草泥马”。因为有涉及多方利益的设计改动，安藤忠雄在有些场合甚至都不愿承认上海国际设计中心是他的作品。除了大师水平发挥不稳，更深层次的原因就如朱大可所说，“在建筑的天平上，没有受过美学教育的权力，竟然是最重的砝码，它超越了美学，成为浮华世界的主宰。”

济南火车站融合了哥特和巴洛克风格的建筑，是近代建筑的杰出代表，在1992年被拆除，当时济南市的市领导说：“看到它就想起中国人民受欺压的历史，那高耸的绿顶子就像希特勒军队的钢盔。”——而在赫尔曼?费舍尔设计济南老火车站的19世纪末，希特勒还只是一个儿童。1995年，原址修建的建筑带着90年代建筑的粗鄙——绿色玻璃幕墙，但是，模仿者在老车站修建了一个奇丑无比的塔楼，这个半土不洋的建筑矗立了很多年，今年传出消息说济南市要复建老车站，在原始图纸都已经丢失的情况下能实现多大程度的“复建”呢？济南考古研究所所长李铭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重建并非没有意义，“复建最大的意义是警示后人，我们曾经以一种错误态度对待了我们的历史，这就是我们的耻辱碑”。

只是这样的耻辱碑早就矗立在中国古都的废墟上，在文化旅游的大旗之下，动辄“大唐盛世”、“汴京繁华”、“回到明朝”，皇家风范，霸气侧漏，却是各种粗制滥造，无中生有。为了追逐水泥森林的都会感，拆除了成片的胡同、石库门里弄、“一颗印”民居，为了发展所谓的文化旅游，又兴建起了一批只有复古外形的假古董， 119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中，13个没有历史文化街区，18个城市仅保留1处历史文化街区。然后，这就是五千年的文明古国，随便就可以百年，往上追溯可以千年，但除了地下发掘出来的文物，地上的都在隆隆的推土声中消失了。

留下来的都是这个粗鄙时代的产物。“广州大铜钱”的雅号已经大过“广州圆大厦”，设计者来自意大利，外形被称为“融合了意大利与广东建筑的特色”，但是与珠江水中的倒影形成的“8”字应该更能让大厦业主心动。如果不是这枚恶俗的大铜钱，这个塑料交易中心或许默默无闻，粗鄙时代的建筑也像小明星一样，好名恶名，好歹先出了名。而且令人惋惜的是，在当下，恶俗往往能够被最充分地流传。

象形建筑较早的恶俗典型是东方明珠，用四颗钢珠来诠释“东方之珠”的意思，在它之后，全国各地流行“顶个球”的建筑和雕塑，武汉江城明珠豪生大酒店以“顶个球大厦”的雅号入选“中国十大丑陋建筑”。苏州市国际服装城内的瀑布大楼，顶着一个球烂尾了将近10年，市民纷纷赞同炸掉这个影响市容的大楼。杭州国际会议中心是金色的球体，上海国际会议中心是银色的球体，连华西村的龙希酒店顶部也顶着一个巨大的金球。这座造价20亿元的酒店是华西村谋求新经济增长的一个方向，像迪拜一样，用各种奇特的人造景观吸引游客，发展旅游业和服务产业。

以奢华大手笔著称的迪拜给中国主政者的启发是：建造一个迅速吸引眼球的地标建筑，引进某个大项目，打造一张城市名片，任期之内便可迅速交上政绩。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连杭州都要向迪拜看齐，市委书记王国平曾经表示：“迪拜是杭州的标杆，我们要认真研究，虚心学习，为杭州新一轮解放思想打下好的基础。”听起来正经而荒诞，但这便是我们魔幻主义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