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没来澳门了。两年了。两年前来，同行者之一是诗人郑愁予，两年后再来，同行者亦是郑先生，尚有阎连科和许知远，以及台湾作家焦桐。目的亦跟两年前相同，是跟澳门文学界朋友交流畅谈，亦即，为了“饭醉”。

然而于饭醉之余也游览参观。此番去了俗称“西洋坟场”的白鸽巢基督教坟场，那是有三百年历史的宗教墓地，葬着无数为了不同理由从西方远道而来的传教士、航海家、冒险者、生意人……都是死在异乡的离散灵魂，远至18世纪中叶，近至20世纪初，许多墓碑仍完整立着躺着，在这热闹滚滚的濠江赌城，构成了一幅被常人忽略的肃穆景观。

我们主要前来凭吊马礼逊墓。马礼逊，跟马克思和我同姓却非我们的同宗，原名是Robert Morrison，1782 年出生于苏格兰，20岁出头即到远东传教，才活了52年，但活得充实，用宗教形容词来说便是“圣光充满”——创学校、办报纸、译圣经、编字典，所有能做的传教功德都做了，其妻去世后，他把她葬在这片墓园；他于 1834 年病逝广州，但亦移葬于此，甚至他的两个儿子亦在此长眠。一家子跟他们所热爱的南方土地，不离不弃。

站在马礼逊墓前，诗人难免感触良多，对后生晚辈如我娓娓细说传教历史的非凡意义。内容我其实都知道了，但听诗人说话犹如听其诵诗，是趣味，不忍打断，一直听下去，听他讲完20分钟，如重温旧课，感恩于师长的谆谆指导。但我又总是那么鲁莽粗疏，突然心血来潮，对郑愁予逞强道：郑老师啊，我记得你在40多年前写过一首诗，里面有几个句子我至今仍能背诵，“三十未死，四十有何话说？ 斑驳如一匹背负诗囊的唐马”，动人极了。

78岁的郑先生听了，微笑点头，说没想到我还会记得，并道：“那时候年轻，对于时间流逝特别有感想，对于死亡离别，也特别有感觉，到了现在……”然而他把话说到嘴边，忽然停住，仿佛有了某种阴沉联想，说不下去也不愿再说下去。我大概能够猜到他脑海想的跟何有关并因何沉默，于是，我也沉默，走在他身边，陪他一起离开墓园。在某些场合，于某些情景，死亡终究并非合宜的话题。

离开墓园，返回市区，赌城之繁荣热闹把刚才的苍凉气氛一扫而空。行经路边书报摊，瞄见好几份八卦周刊的封面主题都跟“驹哥出狱”有关，我忍不住对同行的文坛前辈们说说驹哥的故事。

那是整整14年前的江湖传奇。那岁月的澳门街头，黑帮疯狂火并厮杀，烧车、互斫、丢掷燃烧弹、用AK47横扫酒店大堂，所有类似电影情节的恐怖场面皆出现于现实生活。据说这一切都跟一位叫做“驹哥”的江湖大佬有关，而他不仅没有否认，更嚣张地表白身份，公然接受西洋杂志和香港电视台访问，甚至自资拍戏，高价请来任达华演绎他的江湖故事。他后来被判重刑，关键理由正是过于高调，让澳门政府感到没面子，下令把神通广大的他拘捕，一关14年，直到今年年底始将出狱。如果有《世说新语》的21世纪版本，这则盛极而衰的江湖故事应被题为“得意忘形，自取灭亡”。

驹哥的故事，文坛前辈们听得津津有味，但我一边述说一边忽发奇想。或许驹哥当初受到杜琪峰、吴宇森的电影蛊惑太深了，自以为既然做了江湖大佬，可以有多嚣张便应有多嚣张，世界秩序全由黑帮控制，银幕上的英雄人物如何厮杀，现实中的他便也应如何杀戮，因此，驹哥后来坐了牢，应该考虑发律师信向杜琪峰和吴宇森索取“赔偿”，控告他们“精神误导”和“不良洗脑”。如果当初不是看了他们的电影，便不会有后来的悲哀下场，导演们其实是“共犯”，故需负上连带责任。

愈想愈好玩，禁不住哈一声笑出来，前辈们不知道我在笑些什么，我也懒得说了。这个晴朗午后，从哀伤新诗到血腥江湖，我都强烈感受过，死生事大，我像活了好几回，此乃故事想象的感染威力。所有对文字稍为善感的人，必都懂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