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半小时中，位于广州市昌兴街7号的博尔赫斯书店只迎来了一位女客人。她在十几平方米的狭窄空间内兜兜转转了几圈，似乎口味不合，但还是抽出两本鲁迅的书放上收银台，说自己久居海外，难得路过广州，“总还是要来支持陈老师的事业”。玻璃门开合的瞬间，北京路步行街的喧嚣自巷口丝丝缕缕地飘进来，又很快归于沉寂。
尽管经历了十几次搬迁——从广州美院、怡乐路到昌兴街，从与公厕为邻到隐身于拉面店、桌球房、烧烤摊、廉价旅馆间，博尔赫斯书店的追随者仍然能准确地找到它。而女客人口中的“陈老师”，就是博尔赫斯书店创办人、广州美院教师陈侗。书店生意的不景气，读者的热情，甚至那么多次的搬迁，在陈侗看来，“全是自然发生，谈不上有没有意思，也没有多大感触”。
话虽如此，博尔赫斯书店的“各色”与“拧巴”，使得它在民营书店花样迭出的转型风潮中，保持了遗世独立的姿态：越发简洁、朴素的装修风格，隔绝了咖啡豆香味与爵士乐律动的洁净空气，整墙按作者首字母码放的冷僻文本——布尔迪厄、德勒兹、福柯、萨义德、列维-施特劳斯、罗伯·格里耶……这些书既没有折扣，也滞后于潮流。

谈及博尔赫斯书店的“有所为”和“有所不为”，谈及作家孙犁文字的美、《查令十字街84号》的“洋垃圾属性”、小说在公众心目中的边缘化，陈侗流露出如出一辙的率性和“专断”：“我不是要怀旧，不是刻意去感叹人心不古，也不是在抗拒任何新的阅读途径。玩形式对我而言，是太过容易的事情。我只是觉得，一家书店必须有清晰的趣味，要敢于拒绝和强调，敢于突出本质、疏远热门。”
陈侗为博尔赫斯书店定下的独特趣味，是丰富的层次，“有各种精灵古怪的东西在里面，晚上会起来跳舞，甚至互相掐架，吵得人睡不着觉”，最好还能有文庙旧书摊的审美效果，一公里绵延开去，五六十年的时间与空间、无数个体驳杂的思考闹腾腾地挤在一处，却还是不能彼此说服。
他希望，置身其中的读者，固然比浏览购书网站多几分寻觅不到的忐忑，但在有限的空间内，思考得慢一些、在文本中留驻得久一些，会发现意识中的盲点，会作出自主的选择；他希望，经由其展现给读者的世界和历史，不是光鲜亮丽的招贴画，不是由塑料泡沫搭建而成的舞台背景，而是有厚度、力量，是时过境迁、水落石出、各种宣传辞令烟消云散之后露出的“真东西”，是不会给予未来承诺却始终更新迭代的某种活力。
如同古希腊的广场、启蒙时代的文艺沙龙、20世纪初的酒馆与咖啡馆，书店是城市公共空间不可或缺的部分，亦被寄予促进思想碰撞、改变社会风气的理想。1999年，在《再谈博尔赫斯》一文中，陈侗将博尔赫斯书店与康有为早年著书讲学的万木草堂并置。陈侗知道，思想和文化的进步充其量只能留下一块牌匾，而不是任何活动的印记。但他强调，这种并列虽然幼稚，但很有必要。
“广东人太务实，不让自己付出太多，这种天性用来做很多事是做不成的。所以我希望以个体的形式，让广州这座城市的精神品质多样化一点。历史上有万木草堂、农讲所，今后呢？作为有一点文化的人，我觉得应该做点什么。当‘文化沙漠’这个表达再被提及时，博尔赫斯可以算一条反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