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与乡村，文化与自然，注定是对立的吗？

在著名建筑师、美国南加州大学建筑学院院长马清运眼中，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文化是人工的，而自然是自然。自然被破坏了，因为有文化。”他提出的解决方案是：中间需要一个过渡的垫子——农业，或者说，Agri-urbanism（农业都市主义）。

Culture, Agriculture, Nature（C.A.N.），马清运发起的“灿计划”，第一次亮相是在2014年9月的第十四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上。这个在中国馆展出的项目，是马清运对双年展策展人库哈斯提出的“根本性”的回应。

如果一定要分个轻重，马清运斟酌一番如此回答：“农业为主，都市在后。”在他看来，“农业都市主义”蕴涵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我们传统说的都市主义，不直接介入生产，只是通过交换产生附加值，是一种价值的交换方式；另外一层，毕竟还是以农村为主，我们会重新思考农业的聚集方式。农业实际上是协调管理生命的一个营生，可以说是一种新的构成方式。”

“中间地带有个共性，就是农业、文化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制衡。”

从南昌开车1小时左右，就到了庐山。历史上，这里就因四通八达的地理位置集结了各方名士或隐士。据说，陶渊明笔下理想国一样的《桃花源记》，描述的就是庐山脚下的景象。

这里与其他类似的城乡接合地带一样，所共同拥有的标签之一是“中间地带”。在马清运看来，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城市和农村的中间地带是城乡二元发展中面临的问题之一；而且，伴随城市化的进程，中间地带不仅在数量上不容忽视，规模及体量也逐渐壮大。

作为建筑学家，马清运更习惯从基本概念入手进行思考，关注共性。“中间地带有个共性，就是农业、文化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制衡。”

中航里城执行董事肖楠关注的类似庐山的中间地带还有好几处，包括昆明和玉溪之间的抚仙湖，衡阳和衡山附近的区域，还有广东南昆山线上的一片区域，去往广州、东莞、深圳、惠州四个城市都是等距离。

但肖楠决定把第一次中间地带项目的实践，选在庐山。庐山星子县的14座土坯房，成了南加州大学建筑系学生的研究对象。6月16日，抵达星子的国际学生和建筑系教授与星子县政府共同举办了“C.A.N.灿计划”庐山项目暑期夏令营的开营仪式。这些国际学生大多为华人，拥有对本土文化的快速捕捉力和开阔的国际视野，他们在为期半个月的时间里提交改建翻新的设计草案，通过引入建筑、农业、传统民艺等元素，盘活当地人文及旅游资源，探索城乡接合“中间地带”的发展模式。

在首批国际学生的带队老师、南加州大学建筑系教授加里·佩奇看来，庐山项目最具挑战性的地方在于“如何兼顾建筑的传统性和项目的创新性”。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们花了很多时间去了解当地居民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语境。“我们将识别这些土坯房的整体环境，为项目的使用人创造价值。这个过程，与其说是改变，不如说是转换。我们会去除一些不必要的东西，同时运用现代的建筑工艺，令室内的通风、采光及空间利用更加合理，提高居住的舒适度。无论如何，建筑都需要服务于当下。”

“希望周围的农村没有因为项目的到来而消失。”

14栋土坯房都将被出让——除了房子周围的农田。

商业公司需要利益，但肖楠更希望的是，那些农田，连同附近的建筑、手艺等传统文化元素都将保留，总之，“希望周围的农村没有因为项目的到来而消失”。“我看到一个报告，挺吓人的：最近十年，中国一共消失了90万个古村落。原本一共有360万个，现在变成了270万个。谁造成的呢？罪魁祸首是城市化。”

庐山的村落也已不多，这些土坯房，尽管不具备古建筑的价值，但肖楠希望它们可以作为线索，用来追溯这个地区曾经发生过的事情。

那么谁来追溯呢？“请大师，请很多很多的大师。”肖楠希望这些具有国际视野的学院派，可以用国际化的研究和设计方式，给出解决方案。“不是科研题目，我是真正要经营。”

在肖楠的构想中，有的城里人对这里感兴趣，就真的来这里做农民，而那些出让了土地的农民，也可以不离开土地，而是换另一个身份回来，变成农业产业工人，拿工资干活。“这样的话，他们的生活状态已经接近城里人了，只不过不是在写字楼或工厂打工，而是在农田里生产，而且他们生产的东西产生的附加值也是以前的自然农业达不到的。比如一些来自台湾的模式，主打低碳养生的健康食品，都是通过农业生产方式，把当地的农业提升到很大的层次。”

肖楠希望，将来游客来到此处，会看到农田、古村落，以及传统的聚落方式。“至少眼睛里看到的，还是农村的东西——按照这种形态，还是农村在前。”在这一点上，他与马清运不谋而合。

“普通一匹夏布，可能没人买，但如果变成爱马仕的产品就有人买了。”

更深层的是看不到的东西。

7月，在深圳与“灿计划”作品展同时展出的，还包括庐山当地的传统工艺项目。比起解决生活和生产场所，肖楠认为，扩充人们对这些工艺品的需求渠道，并提升它们的价值才是更紧要的。“我们请马院长动员国际上最时髦最新锐的设计院校或团体，对传统工艺进行展创，给这些产品创造更好的销路——这其实是一线时尚品牌在做的事情。”在他的理想中，这里应该有一条商业街，帮助这些民间艺人进行再创作，做出让年轻人消费的东西并卖出好价钱。“比如，普通一匹夏布，可能没人买，但如果变成爱马仕的产品就有人买了——这就是看不见的农村与城市的连接，大量的人都可以参与，我觉得并不是乌托邦。”

在肖楠看来，一旦从相对抽象的理论中抽离，变成行动，就会变得简单。他打了个比方：很多城里人，选择旅游这件事的时候，相当一部分会选择跟农村有关的节目，比如带着小孩来进行亲子种植或采摘。

“而再深一点，如果我们把物业也放在农村，那城里人到此可能就变成居民了。城里人的生活发生了变化，农村人的生活也发生了变化。比如，长城脚下，原来住的都是农民。现在可能是外国人带头，觉得特别好，租了农民的房子住在里面；后来北京人也发现了这地儿好玩，就慢慢把这里变成客栈。”

“城里人以这种方式往城外迁，但这个动作很轻。”肖楠觉得，在这个迁移的过程中，变化最大的倒不是城里人，而是农村人。“农村人跑到酒店当服务员，而且是没法替代的，他们可以做本地菜，说本地话，讲本地的故事——通过这样的方式，就把‘文化’给引导出来了，对城里人的吸引就更大了。”

那么回到最初的问题：中间地带到底是城还是乡更多一点？

“非城非乡，化学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