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山村，作家朱山坡从小在这样的地方长大。（图/ 阿灿）

中国文坛70后代表作家当中，朱山坡是一个野气横生、颇具辨识度的作家。不仅因为他的文字爱“撒野”，也因为他的身上有不少两面性，比如：他从小在广西农村长大，又选择了远离大城市的工作和生活，但是从他的作品中总能看到一种“世界性”；

他在政府办公室写了15年公文，但是也能写出像“野猫不可能彻夜喊叫”这样高文艺浓度的句子，一点都不像个老干部；他外表看上去朴实讷言、真诚内敛，但是内心却狂野奔放，不断拓展自己的文学边界，追求作品的“异质性”……朱山坡给人的感觉，总像洞明世事的赤子，在文学的世界里畅游百态人生。

尽管他今年已经正式进入“尽人事，听天命”的年纪，但是他笔下的人物却依然爱恨情仇、快意江湖，好像一辈子都不够用。早年，朱山坡出版了《风暴预警期》《十三个父亲》《蛋镇电影院》等作品，他所构建的文学原乡“米庄”“蛋镇”“高州”，如今已经成为知名的文学地标。

在这些小说中，朱山坡用自己的故乡记忆，刻画了“南方以南”基于底层的乡土人事和风俗异闻，同时又充分发挥虚构和隐喻的能力，超越了空间的局限。直到小说集《萨赫勒荒原》的出版，朱山坡把文学的地理版图，一直延伸到了非洲，甚至延伸到了美国。他再次以“灵魂捕手”的身份出现，探索人类命运中的灵性交集。

朱山坡作品。（图/ 由被访者提供）

从故乡出发的写作

也就是最近，朱山坡成为专业作家，刚刚安顿下来的新生活让他似乎年轻了10岁。“如果发展好的话，就在广州安居乐业了。”《新周刊》记者从他讲话的语气中，能够轻易捕捉到那份轻盈自在。离开工作、生活了50年的广西，朱山坡没有太多不舍。

这么多年来，大家给他的标签都是“广西作家”，以故乡为原型、从故乡出发的写作，在他的小说内外，都被诠释了太多遍。如今，要把前缀改成“广东”，他倒是并不替自己计较其中得失。其实，如果追溯祖籍，在“米庄”形成村子之前，先辈还是从广东搬迁过来的，族人每年去广东那边拜祭祖先。

朱山坡本名龙琨，“朱山坡”是他家乡小村子的村名，他把它用来做笔名：“我去哪里，就把故乡带到哪里。”村子位于粤桂边上的一块弹丸之地，但是却深受粤文化的影响。广东经济相对发达，去广东做生意、打工，或者嫁到广东，一直以来都是当地年轻人前赴后继的动力。

在短篇小说《香蕉夫人》里，朱山坡刻画的一个堂姐的相亲对象便是广东人。而这个时过境迁的婚姻故事，其实就出自朱山坡的童年记忆——穿着花衬衫、皮鞋，戴着电子手表的广东佬，把漂亮的堂姐接走了。“此人出手阔绰、家境殷实，就是岁数大了些。”有时候，地域之间的界限并非分明。

村子的另一边就是广东，多迈一步就跨省，“我们的鸡越过粤界/下完蛋又回来”（见朱山坡的诗《粤桂边城》）。农民与商贩之间往来频繁，生活、生产都密切关联，这种异地的交汇与切换，后来给了朱山坡在文学创作上很大的影响。

“到更大的地方去”一直是朱山坡的梦想。“到广州工作，目的是更好地眺望世界，让自己的见识更广阔、更丰富，给生活带来一些陌生感和新鲜感，感受异质的东西。这是文学创作需要的。”朱山坡说。上小学的时候，朱山坡家里穷，父母靠养殖三头母猪下仔猪和种植一点农作物赚钱供他读书，指望他能出人头地。

教室里的同学越来越少，空位越来越多，基本上都是去打工、经商挣钱了，但他得继续读下去。升了中学后，朱山坡爱上了看书和报纸，他才知道原来村子这么小，甚至连当时的北流县也只是世界的一个小小角落，于是他便立下雄心壮志——将来一定要当一名记者，走南闯北，饱览祖国大好河山。

然而，也就是这个时候，小小年纪的他，幸运地遇到了几个喜欢写诗的老师，从此便掉进了诗歌和文学的“黑洞”。回想年轻的时候，朱山坡总把自己看作懵懵懂懂的少年。为了出人头地、光宗耀祖，他遂了父亲的愿，毕业后回乡当上了公务员，但是文学的种子早就已经种下。

然而，对他来说，在选择面前，一切都像故乡的那片“弹丸之地”——不需要清晰的界限。十几年来，朱山坡扎根故乡写作，如今他再次从故乡出发，去见更广阔的天地。一切都是水到渠成，毕竟轻盈地在文学与现实之间切换，是他这么多年来驾轻就熟的本事。

朱山坡作品。（图/ 由被访者提供）

在“南方以南”眺望世界

广西文坛是作家频出的地方，早年有东西、鬼子、李冯这“广西三剑客”，以及林白、杨克、凡一平等，后来又有了田耳、光盘与朱山坡并称的“后广西三剑客”，足见这里“文林茂盛，高手如云”。不过，朱山坡的身上似乎总有“诗与远方”的野心和抱负。

在中国，从乡村走出来的文艺青年不计其数，朱山坡曾一直坚持“南方写作”，也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执拗，但“求变”也是他不变的追求。2017年，朱山坡还在北京师范大学读研究生，与同学林森、陈崇正住在北京东郊八里庄鲁迅文学院的院子里。当学校放假，同学几乎都走光了，就剩下他们三个老家远在广西、广东、海南的学子。

三个南方人穿着大中裤和拖鞋，到大悦城、红领巾公园附近四处闲逛，自嘲为“南派三叔”。有一天，三个人聊起“南方写作”时，突然发现大家只要一说南方，想到的都是江南，也就是江浙一带，但是对于广东、广西，还有海南、福建，却谈得很少。实际上，自从改革开放以来，这些地方成为了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方，但在文学上显然是被低估了。

“应该重新建立起一个新的文学坐标系”——对于这个想法，三人一拍即合。2018年，一群来自北京和南方的青年作家和评论家齐聚在东莞松山湖，第一次就“新南方写作”的问题进行了文学上的探讨，大家一致认为，区别于传统的“南方”，以闽南、岭南、港澳，甚至包括南洋诸国等为主的华语写作群体，从气质特征上来看，确实具有很多共同之处。

在朱山坡看来，“新南方”深受世界多元文化的影响，具有更大的开放性、国际性、海洋性。而从时间上来说，“新南方叙事”也更加着力于描述近代以来在南方发生的深刻历史巨变，是一种面向世界的写作。“世界在变，文学怎么能不变？”朱山坡说。

近两年来，朱山坡新出版的《我在南京没有朋友》《萨赫勒荒原》，相较于《风暴预警期》《十三个父亲》《蛋镇电影院》，已然能够看到明显的变化，那就是从野气丛莽的中国南方，走向了更广阔的“新南方”。现在，“新南方写作”已经成为文坛备受瞩目的话题。

在《萨赫勒荒原》《索马里骆驼》《卢旺达女诗人》中，援非的中国人于异国奔走和做梦；在《闪电击中自由女神》中，摄影师仿佛灵魂的捕手。从中国的南方到非洲甚至美国，朱山坡把世界连成了一片更大的荒原，在孤独的永恒主题中，人类的爱恨情仇在此交相辉映。“面向世界写作”不仅是朱山坡的自觉，也是“新南方写作”的重要倡议。

朱山坡（左）和林森（中）、陈崇正（右）在海南。（图/ 由被访者提供）

爱是起点，也是终点

“唱歌不给别人听到，犹如锦衣夜行。”这是朱山坡在自己小说中写下的句子，用来形容一个作家的“文学表演”再合适不过。对于他来说，文学创作是一种个体经验，即使强大如人工智能，也无法复制和取代。“人究竟为什么活着？”这既是哲学命题，也是文学主题。

追问意义本身就是虚无的事情，“文学可以为生活赋予意义，也可以把‘意义’剥夺得干干净净”。朱山坡说，文学可以有很多主题，比如死亡、恐惧、孤独和爱。每个作家也都只是在用自己的方式演绎它们而已。在朱山坡看来，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最重要的就是“发现”了人类的孤独。

或许是因为人到中年，世间的一切都在眼里变得虚无，在《萨赫勒荒原》中，朱山坡把他的目光聚焦在了“孤独”这个母题。实际上，“孤独”也是人类永恒的情感，并不会因为时代、科技的发展而消失——它永远也不会消失。朱山坡一直是个擅长写人物的高手，对每个人物的把握都进退有度、准确动人。

不过在《一张过于宽大的床》和《午夜之椅》中，他舍弃了一贯的幽默和隐喻，转而叩开了人内心的“孤独”之门。孤独感如夜色扑面而来，迅速将人淹没。“我们每天早上从床上爬起来，晚上又在床上睡去，甚至我们生于床而要死于床。床是我们的起点，也是我们的终点。”朱山坡说，“床”和“椅子”既是生活用品，也是时间的载体，似乎总能给人安全感。

朱山坡回忆起自己曾经换过的住所，家里必须有一件属于自己的家具，否则就不能称之为家。他把这种独特的体验，借用小说中的人物抒发出来，实际上也衍射出一种无处安放的孤独感。当然，他也写爱情，只不过在他写的故事里，爱情都真假难辨，而且似乎从未圆满过。

人心仿佛“暗物质”，在黑夜的遮掩下或蠢蠢欲动，或无疾而终。当聊到来自卢旺达的女诗人因为文化差异的阻隔，最后放弃了远赴千里的爱情，选择永远地离开了自己时，朱山坡有些哽咽，事实上，在写到这一段的时候，他确实把自己写哭了。“美好的事物可遇不可求。”朱山坡说。

但也正因为它珍贵，所以“追寻”本身就是永恒不变的进行曲。有时候可能也很简单，就在我们每天早上，日复一日地起床、出门，汇入芸芸众生中就能寻得到，只要我们心中有爱。“对文学的热爱、对家庭的责任、对世界的善意，其实都是因为爱，爱既是生存的起点，也是对抗虚无的终点。”朱山坡说。